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红学史的书籍就是刘梦溪先生的《红学》一书，初次拜读时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都记忆犹新。用红色写成的“红学”书名占满整个黑色封面，让人产生要阅读下去的兴趣。

该书作为红学的代表性著作，可谓当之无愧。我在撰写以《红楼梦》评点为题的博士论文时，就产生了将来若时间允许一定要将该书向我国读者介绍的想法。此后利用放假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翻译，直至2013年才将该书大体翻译完毕。

为了与是书作者刘梦溪先生见面，我前往了北京。因为我觉得在书籍出版之前一定要与作者见面，向刘梦溪先生请益有关红学的故事。刘梦溪先生对于自己的书被翻译介绍到他国感到十分意外，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这位来自韩国的客人。

在两天三夜短暂的时间里，我与刘梦溪先生每日见面，交流有关红学话题。毫无疑问，在与作者见面以后，翻译工作得以更快地展开。

诚如上文所言，我虽然最早接触的有关红学史的著作是刘梦溪先生的《红学》，但韩文译本的书名为《论证剧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智力冒险》。这是根据作者《红学》一书的增订本《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来做底本的。考虑到本中文后记中不至于使中国读者误会，书名皆使用原书书名。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可谓将与“红学”相关内容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本书展示了红学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这部书中能看到在其他书中很难看到的红学的真相。

较之《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增加了第一章《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二章《红学呓语》、第十章《百年红学索隐》等内容。一方面阐释了红学各流派产生的背景以及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对红学取得学术地位的足迹进行了整体概括。

诚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本书旨在对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红学三派代表学者及其主要观点逐一进行介绍，比较各派的研究方法，揭示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的过程。

因此，本书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针对与《红楼梦》研究相关的未能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在于对围绕红学的诸种问题（分为十一次争论、九个公案、四大未解之谜、三大死结等几个方面）进行整理。当时，很多读者对于《红楼梦》相关的争论的发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对于消解这些读者的好奇心显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本书书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诚如作者所言，百年这一时间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作者在书中对《红楼梦》百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它各自的含义，近的可以算作从清末民初截至今天的百年岁月，远的可算作自1644年满洲建国以后截至1744年开始创作《红楼梦》这一百年，另外也意味着《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贾氏家族百年的历史。

最后，从《红楼梦》研究史相关的角度来看，这一百年也意味着从红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诞生的1904年至本书作者刘梦溪先生《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完成的2005年，这一百年也包含在其中。

这三个时期的百年历史中《红楼梦》的诞生与传播、红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占据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紧密相连。

众所周知，今天红学已成为一个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学术名称，然而在最初红学这一概念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均耀的《慈竹居零墨》中有如下记载：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尙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經”字若去掉右边的一横三曲，则为“红”字，此种答语不能不谓之巧妙。我们从士大夫将《红楼梦》与“经学”相提并论这一点来看，也能窥见当时《红楼梦》风行的程度。李放的《八旗画录》注中亦有“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的记载。

谁也未曾料到，这个来自玩笑的“红学”一词，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学术概念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这既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

此后，有关《红楼梦》的评点如雨后春笋，红学的世界如星火燎原，逐日扩大。最早的评点是关注八十回本抄本创作过程的脂砚斋与畸笏叟的有关评点，二人的评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后形成考证派，对作家、家世、版本等问题进行考证。

后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出版，收入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评点本中收录了有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点，以及陈其泰、哈斯宝、王伯沆等人的评点，从多个角度对《红楼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进行了探索。

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红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当时，人们就对那些大学者以红学家进行命名。然而在某个时间里，他们围绕《红楼梦》进行谈论，并以红学家自处。当时的名士中，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文人，有袁枚、郝懿行、胡林翼、李慈铭、俞樾、陈康祺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如上诸人有关红学的谈论往往不过只言片语。体系完备并具有独立见解且以论文形态评论《红楼梦》的学者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就这样，本来只是受到少数几个人欢迎的小说，如今波及整个社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在中国文学史或者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从红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以及当代红学几个阶段。新红学登场时，旧红学这一名称中就已经包含了相对意义上的贬损的意味。

旧红学除了上文中所介绍的评点以外，还包括索隐、题咏等。标榜西欧实证主义的胡适的考证派，虽然在新红学中占据了代表性的地位，然而严格意义上说，新红学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是以西洋哲学与文艺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分析的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一派。

当代红学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泛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改革开放以后截至今天的多元化的红学研究。

然而本书中并不区分旧红学、新红学以及当代红学，而是以在奠定近现代红学基础，并以各自坚实的学问夯实红学基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蔡元培、胡适和王国维为代表的三大流派为中心展开论述。

可以说，遵循的是摆脱那些细枝末节、引领红学史发展的大方向。因此，与其说是价值判断，不如说本书致力于对各流派的追求进行简明扼要的阐释。

回顾百年红学史，不仅包括文学研究者，一些思想家、历史学者、人文科学研究者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与红学发生联系，开拓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以此为契机，红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以扩大。

如果说在红学初期，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为红学奠定基础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红学研究的先驱的话，那么，到了当代，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何其芳、蒋和森、夏志清、余英时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们接过早期红学家们手中的接力棒，进一步推动了红学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毛泽东主席的介入，红学研究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成为影响整个中国的大事件。本书中对于1954年的红学大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事件仅做了较为简略的叙述，这与本书作者旨在尽可能将对红学研究的考察放在学术范围之内的立场有关。

在当时那种学术论争沦为政治问题、学术讨论演变为激烈斗争的环境下，红学讨论亦有引发社会性大混乱的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作者采取的这种立场予以理解。这种种情况的结果是提升了《红楼梦》的知名度，使红学成为一门受到广泛关注的学问。

鲁迅先生曾云：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本书翻译结束的此时，那些促成多重解释的原因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杰出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者，规模庞大，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以及细致的描写。

另外，作品颠覆了此前已有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思想，塑造了一系列崭新的人物群像。从这些层面来看，《红楼梦》可谓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小说。诚如“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联中所揭示出来的，通过虚实与梦幻结构，作品中处处隐藏的那些隐喻与象征，使读者对于作者的真实意图充满好奇，也使作品被从多种角度进行揭示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其作为贵族家庭一员的身份，从荣华富贵到一朝没落的悲剧性人生命运更是加深了其形象的悲剧性色彩。曹雪芹留下的是未完稿，因此引发了版本研究上的问题，直接旁观创作过程或者直接参与过的脂砚斋与畸笏叟等人对作品的评点以及续书问题，也使《红楼梦》不凡的诞生过程引起广泛关注。

如果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引发读者的好奇心的因素的话，那么，对此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如何解释等，就是值得另外研究的问题了。

小说批评派的红学研究将作品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小说文本为基础开展研究，旨在把握作品的艺术真实，而索隐派红学与考证派红学则以把握作者的意图为宗旨，集中在对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对作家的生平、家世在作品中如何体现，以及时代背景对作品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在搜寻历史真相方面着力颇多。

如果说小说批评派红学重视被形象化的作品的话，那么，索隐派与考证派则可以说更多的是重视作品被创作出来以前的原型。从这一角度对考证派与索隐派以新旧的观念进行区分上存在异议。严格来讲，考证派与索隐派都是旨在探求作品的“本事”，很难找出二者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将《红楼梦》视为真实存在过的某个历史人物的故事的索隐派，与将《红楼梦》视作作者曹雪芹本人的故事的考证派，二者不过是在聚焦的本事的对象上存在差异而已，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二者都可视作一种索隐的行为。(www.daowen.com)

这种试图从小说文本中寻找出某些细节，并将这些细节与历史的细节进行关联并进行鉴赏与解释的做法，我们可以从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小说观念与学术思想中找到其根源。

在考察传统时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提及小说与史传传统的密切关系。在欧洲，神话与传说被视为小说的起源，最初就是以独立的形态发展而来；与之不同的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很早就被历史化，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发展而来，而是作为对历史进行补充说明的补充手段，人们对小说的功能持“补史之缺”的观念。

可以说，小说就是在这种土壤上诞生并生长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历史的角度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创作与鉴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小说鉴赏时不仅存在对小说按照实录与纪事的观点进行，甚至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受到影响，唐代的传奇小说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例子。如此重视历史的传统，直至今日仍不衰。

另外，这也与重视微言大义的传统学术有密切关系。自汉代以来，文人们并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而是很多情况下通过“意在言外”的方式、采取一种寄托的方法，因此在对作品进行鉴赏与解读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很难摆脱这种认识的范畴。

《周易·系辞下》中的“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周易·系辞·下》第六章）这一观念成为中国性思维的根基，探寻小说中的微言大义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早期对中国学术以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进行分类时，虽然不同的时代侧重点不一样，但是相互借鉴、互相影响的同时，同时也支配着两千多年间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并非夸大之词。这其中的考据与义理可谓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座大山。

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对立可以说意味着从注重微言大义的义理之学向追求考证的乾嘉学派的回归，从这一点上来看，二者的对立亦可谓另一种形式的今古文之争。这也意味着，标榜实证主义的考证派也陷入了一成不变的历史考证的沼泽之中。

实际上，脂砚斋评语中所谓“不写之写”“隐语微辞”“春秋字法”等评语皆被索隐派与考证派用作重要的根据。考虑到此种情况，因对《红楼梦》以文艺学的方式进行接近并对之进行解释而最受关注的王国维在当时为何只能遭受冷落，就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了。

好在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研究又回归文本，相关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对《红楼梦》的真谛进行探索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们的论文与著作越来越多，引起了学者们的共鸣，成为进一步接近小说真实的契机。

关于红学史的书籍已经有很多种了，不同的红学史研究者，其研究视角也会略有差异。红学很显然是一种中国式的文化现象。过度地固守传统的研究角度虽然较为狭隘，但如果仅以欧洲的那种角度来裁断红学史的话，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基于这一点，刘梦溪先生这部著作以文学史的直接材料为基础，对红学史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概括。作者通过对以往红学史的比较与考察，不偏不倚地展开论述，采取中立的叙述立场，对于各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局限进行了客观的叙述。对于有些作者认为需要跳过去的部分，并非简单地跳了过去，而是做了相应的价值判断。

比如，对于余英时先生《近代红学的发展及红学革命》一文中的矛盾之处，作为学者的他表现出敏锐的识见；再如俞平伯先生早年受到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考证派的影响，因此遭到过度的逼迫。刘梦溪先生在其书中对这些学者的立场都予以理解并极力进行辩护。

本书的最大的优点是，对有关《红楼梦》的细小问题以至大的论争都做了一网打尽式的搜罗。

对《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进行翻译的过程，可以说是与《红楼梦》以及红学论争同行的一次艰难的旅程。

翻译的过程如同与红学旅程中的无数学者一道品尝其中苦乐，翻译完成以后的心情就像从一场辛酸的梦中醒来一般，如同在迷梦中徘徊。仿佛答案就在眼前，然而正要抓住时却瞬间从手中滑落，于是只好再次握紧。

虽然花费了不少精力，付出了不少努力，最后却让人感到不过是枉费精力而已。诚如很多红学家所言，在阅读《红楼梦》后所产生的那种虚无感与混乱感，在回顾红学史时依然萦绕于心。让人感觉到，不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反而陷入很深的混乱之中。

行文至此，俞平伯先生评价《红楼梦》的这句话浮上脑海：“至于《红楼梦》本身的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于《红楼梦》的喜爱却有增无减，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我在翻译刘梦溪先生这部著作时，一方面对于红学史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另一方面对那些红学史的参与学者之间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也颇有感触。

既有表面上来看学术见解不同的学者之间似乎是一种敌对的关系，然而又互相尊重且不忘学者本色的蔡元培与胡适等学者，亦有长期反目与对立的周汝昌与冯其庸等学者，亦有遭受过度批评而心怀苦楚的俞平伯等学者。

然而这些学者都将《红楼梦》视作前所未有的、与众不同的小说杰作，从作品内外探求作品本意皆不遗余力。或许学术世界里如果缺少这种对立与冲突的话，学术也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吧。这些学者有关红学论争的风采让我对于学者的姿态与风度有了重新审视的机会。

刘梦溪先生是我认识的中国学者中一位情感极为细腻的学者。刘先生为人和蔼可亲，谈吐温润，内在的气度与威严亦让人望尘莫及。截至目前，刘先生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的学术著作，作为国学大师，声名卓著，然而却依然埋头著述，并通过演讲等形式与大众交流。

2013年我访问了北京，去年我在北京再次拜会了刘先生，当时还有刘先生的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女士。陈女士称，刘先生若专注于写作时可以做到一天下来几乎不喝一杯水。

这让我感觉到，刘先生不但为人和蔼可亲，同时作为学者，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的专注度亦非同一般。这种顽强的精神也许是今天刘梦溪先生能成为国学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2018年，刘先生出版了对自己的学术人生进行整体回顾的《七十述学》，该书在后辈学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自幼就喜欢读书的乡村少年刘梦溪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史，直至最后成长为一名学者，这其中支撑刘先生的精神支柱是陈寅恪与钱锺书二位先生的著作。特别是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二书，刘先生经常随身携带，反复阅读，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当时读书的目的并非获得知识与从事研究，而是抱着单纯的喜爱的心态，为书的内容所吸引，从阅读的过程中受益匪浅。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对刘梦溪先生的学术方向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我们回顾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轨迹可以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巨匠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两位先生的思想与治学精神已经融入进了刘梦溪先生的生活与学术世界之中。

最后我想说的是，2013年我见到刘梦溪先生之后，真正在市面影响大的不是《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而是刘先生送给我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

虽然这本书部头不大，但是在我看来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当时书坛子出版社的企划委员卢承贤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并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委托给我。

2015年，该书以《狂者的诞生——中国狂人文化史》之名得以出版。然而过了好几年以后，《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才放射出它的光芒，这时我感觉到这本书问世的时代到来了。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对于百年间红学史的庞大内容按照不同的流派进行了整理，对于围绕红学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争论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能让人有如临红学论争现场的阅读感受的一部书。

另外，本书收录了作者刘梦溪先生为此书韩文译本专门写作的《序言》，我想对于读者而言，通过作者详细且亲切地说明，能更轻松地走进《红楼梦》、走进红学的世界。在出版并不景气的情况下，书坛子出版社的姜圣民社长为这本人文学术著作的出版助力颇多，在此深致谢忱！

希望《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能成为帮助韩国读者阅读《红楼梦》、了解红学史的整体面貌方面有用的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韩惠京，现为韩国加图立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韩国加图立大学学报社主编、Canada UBC Asian studies访问学者。

此后记本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的韩文译本所附后记，中文由肖大平翻译。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