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还算没有延误过多时间的访谈文章，是《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所谈内容极为丰厚充盈，是我在哈佛收获最大的一次访谈。2003年首次在《世界汉学》披载时，获致学界朋友的好评。当然这不是由于我，而是史华慈学术思想的冲击力所发生的作用。他毫无疑问是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林毓生先生访谈前对我讲：“你见到了史华慈，可以知道西方非常高的大儒是什么样子。”他有无穷无尽的思想，他提问题的视角是面对整个人类讲话。他最关注的是人文精神的建构，他感到最难解释的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无法想象，这样一颗伟大的灵魂竟会在1999年11月4日悄然仙逝。我在《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整理完稿之后补写的《题记》中写道：

我很遗憾我与史华慈教授的访谈对话，他没有来得及看到就离开了人世。都怪我不恰当地生病，耽搁了及时整理访谈记录稿的时间。1999年对我是不幸的一年，4月份从哈佛回来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渐恢复。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见到的西方最单纯的思想家、最富学养的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已经永远不能向人类发表他的睿智卓见了。我和他的访谈对话，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2点到4点，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时至12时。地点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对着门，大衣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我和林同奇先生坐在他的对面，内子陈祖芬坐在左侧书架前。因为有事先送给他的访谈提纲，整个谈话非常顺利。他谈得愉快而兴奋，几次高举起双手，强调他的跨文化沟通的观点。讲到美国文化的现状，他略感悲观，他说自己也许是老了。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眉宇间有一丝黯然。没法形容这次访谈我个人所受的启悟以及带来的学术喜悦有多大。第二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上面写：“启我十年悟，应结一世缘。”当时说好访谈稿整理成文之后会寄请他过目。没想到因病未克及时竣事。而当现在终于成文准备发表，却欲送无人了。成为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此访谈稿先经林同奇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并作汉译，然后我参酌现场所做笔记和内子的笔记，最后写定成文。其可靠性，史华慈先生自必认可。如果我揣想不误的话，1999年2月9日和22日我对他的这两次访谈，应该是他生平最后的两次学术对话。因为林同奇先生告诉我，我回国不久，史华慈先生就住进了医院。也许我纸条上的后一句不那样写就好了。林同奇教授为访谈所做的帮助，对访谈初稿的整理、汉译，我深深感谢并心怀感激。

上面这段文字，写于2001年1月24日，如今已经过去六年的时间，而距离我与史华慈先生那次访谈对话，至今已有八个春秋。需要说明的是，史华慈教授的谈话，不是对我所提问题的简单回答，而是参照我的问题，放开来阐述他的思想。我甚至觉得，这是他的一次借题发挥，他显然乐于并且需要发表他积蓄已久的思想。而且，我需要再次向林同奇先生表达我的谢意。上海的史华慈研讨会，他因身体原因没能来参加，但因缘凑泊的是，林毓生先生代他宣读论文，我恰好担任这场论文发布会的评议人。宣读超过了规定时间，主席叫停，林毓生先生郑重陈词：“那就是说林同奇先生没有掌握好时间。”全场莞尔而笑。(www.daowen.com)

会后我打电话给同奇先生，告知他研讨会的情况，并提及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

原载《刘梦溪学术访谈录》序言，中华书局，2007年，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