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的研究计划结束之后，又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周。我感到高兴的是，居然有机会与堪称费正清第二的美国中国学泰斗级人物狄百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做了访谈。这要感谢哥大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以及商伟教授。他们把一切都提前安排好了。

访谈时间在1999年3月4日下午2时，地点是狄百瑞教授的办公室。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明的对话问题，包括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儒家思想的对话，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和现代的对话。采取的方式是经典会读，九十年代初期会读《荀子》，我在哥大的时候会读《孝经》。但他追寻的学术目标则是所研究的问题必须与现代性直接相关。

他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有声望的儒者，力倡以“天下”为己任。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做。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参加他主持的《孝经》会读，但他大驾光临的一场东亚儒学研讨会我却幸运地躬逢其盛。主讲人是英国一位女教授，特地从伦敦飞来纽约，下飞机就来到了会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韩国的儒学问题。她准备的讲稿大约只讲了三分之一，坐在长形会议桌另一端的狄百瑞便打断了她，问她有一本书看过没有。我看到女教授摇头表示没有读过，于是狄百瑞开始了他的论说。他讲的时候，会场的空气变得格外凝重。足有十多分钟，他的话讲完，然后拿起文件包转身就离开了会场。

我的观感是由于不悦他才中途退席，但坐在我旁边的王海龙先生说，这就是他的风格。幸亏主持人宣布研讨会继续进行，并对狄先生离开的理由做了适当的解释，满面红晕而又不知所措的女演讲人才逐渐摆脱尴尬。

这让我想起有“老虎”之称的傅斯年。当年傅斯年主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由于大气磅礴，风格独断，人们称他为“傅老虎”。但“老虎”归“老虎”，史语所的那些学问不可一世的大专家，一个个矜服如仪，无有二词。陈寅恪与傅的交谊尤厚，1927年就赞许他：“天下英雄独使君。”晚年得知傅在台湾突然病逝的消息，也有诗记其事：“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还是把傅斯年和“王者”联系起来。无独有偶，199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在接受我访谈对话的时候，我们谈起费正清，他说费氏一向有“西方皇帝”的说法。我从狄百瑞身上似乎看到了“老虎”傅斯年或者“西方皇帝”费正清的某些影子。

但当我和狄百瑞教授在他的办公室访谈时，我看到的是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思考，以及对他所关注的问题的沉醉和不容置辩。他生于1919年，当时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思想和锋芒证明他仍然很年轻。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及区域中心主任、大学教务会执委会主席和哥大副校长等要职，但繁忙的行政似乎并没有对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构成影响，一生著述宏富，书生本色未改。(www.daowen.com)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评价的：“狄百瑞先生之本色是书生，学术是他最根本的趣旨，故无论教育行政如何繁重，他在学术研究上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是以著述不辍，质量皆富。”狄氏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目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访谈中他向我提到的近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个儒家社群主义视角》，另外，还有《儒教的困境》和《等待天亮》两本他自己颇看重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和中文读者见面。

只要看看《等待天亮》一书他具列的献给中国学者的名字，就明白他对中国儒学的当代建构寄予怎样的厚望。这些名字是：梁方仲、胡适、冯友兰、钱穆、唐君毅和陈荣捷。1994年，当他为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他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的中文本撰写序言时，再次具列了这些名字。

那么，《经典会读与文明对话》这篇访谈录，就权作他和中国学人接触的一次短暂的记录吧。

原载2007年6月2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