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笔舌恣肆，不拘常格，自是当世文章作手。但我深感抱愧，此前很少从头到尾完整地读过张先生的文章。这次拿到1995年第12期《读书》，也是随便翻翻，看到一页上有柳如是、钱牧斋字样，引起了阅读兴趣。读罢全文，感到不无可商可议之处。但久矣夫不作讨论文字了，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真理越辩越明的古训产生了怀疑。后来看到《文汇报》笔会专刊上黄裳先生的文章，连类触发，不禁手痒，写几点读后感想，向张中行先生请教。

张先生提到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他不赞成“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那种已往的教条。这没有什么不对。说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光了”，虽有所夸张，也不是毫无历史真实的影像。但接下去他说：“说句不怕高论家耻笑的话，如果我不幸生于其时，就宁可做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而不愿往四川分享农民起义的光荣，因为我无大志而舍不得小命。”这个假设就有问题了。

首先历史不能假设。不仅历史事件的过程研究者不能假设，单独个人的历史经历，自己追悔固可，却不能重新走过。因此张先生设想如果他生在明末如何如何，倒真的是绝无法兑现也无法复按的“高论”。其次是假设如果能够成立，结果也不一定只有张先生设定的一种可能。现成的就有另外一种，即张先生非常不幸地偶然地情非所愿地遭遇了起义军（当时京畿地区常有起义军的密探），他被俘获了，而且并没有像杀四川人一样杀掉他，而是赏慕他的文笔辞章，要用其所长，请他做一名幕僚或随军文书什么的。如果当时的历史规定情境是这样，张先生何以自处？逃跑？继续“做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自然是一种选择，但身陷军中，恐不易实现。余下的只有两条路：自杀或者做“起义军”的文字工具（不只是顺民）。从张先生声称自己“无大志而舍不得小命”，以及对陈子龙的不满来看，他肯定不会选择前者。可是后者，就有一个张先生不甚喜欢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和立身的大节问题了。

当然可以争辩说，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不管情愿不情愿，先假装接受下来，争取时间，再谋他途。许多历史人物都曾这么想过，也这么做过，可是践履起来，常常事与愿违。权力者常常不给你“徐图之”的时间，而是逼迫你立刻做出决定，结果还是需要面对或降或死的更明快的抉择。当然也可以设想投降之后，用自己素所坚持的“人文主义”思想去教育、感化、改造他们，不让他们杀那么多人；历史经验昭示，很少有这么做获得成功的先例。退一步说，即使接受了你的建议，推翻朱明政权的宗旨仍不会改变，那么，你是帮助他攻打明朝，还是站在朱明一边反对他的既定目标？总不可以既帮助起义军打明朝又帮着明朝不让起义军去打吧？于是很不幸的张先生又面临一个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的抉择问题——而这抉择，便可见出、反映出、考验出一个被称作有知识的人的操守、品行、气节、道德。

张先生说：“人文主义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这说法可能有问题。什么是人文主义？无非指一种思想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人和人的价值被强调，人对自然的优越性得以凸显。但人的价值、人的优越性，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追求，包括人格尊严、荣誉感，也就是生之为人时不时会遇到的“光彩不光彩”的问题，都应该是人文主义的构成内容。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有耻感，因此寡廉鲜耻是一种恶德。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耻”这个概念居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孔子说：“行己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特别是官员和知识阶层，耻感更其重要。所以顾宁人有“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之说。不过“行己有耻”这四个字，对一个文明人来说，要求并不算高，主要由于受现实利欲（包括张先生说的“实实在在的福利”）的诱惑，难免有时忘掉了生之为人的耻感，即变得不知耻。所以教化、文明，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必需。文明，总是人文主义所需要的吧？张先生视为利器（他说“干脆抽出匕首”）的“评定事的是非”的“人文主义”标尺，不是就包含“趋向文明”的内容吗？如果有一种“人文主义”，其内涵与人的“光彩不光彩”也就是人的尊严、耻感互不搭界，甚至相排斥，只“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这种人文主义的“本性”，我看倒真正是“可疑的”。

至于说到对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出处的问题如何评价，张先生的人文主义标尺，就更其矛盾而不敷所用了。钱牧斋的遭后世诟病，是由于他没有“以身殉”“完蛋于煤山”的崇祯皇帝吗？史载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之寿皇亭，是在崇祯十七年甲申，即公元1644年3月，正当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的时候。而钱牧斋的降清，在乙酉即1645年5月，此时与清廷对峙的是南明政权，只要当朝的弘光皇帝不晏驾，就不存在对君的“身殉”不“身殉”问题。如果有殉，是殉国、殉难。但另一个问题却分明地存在着，这就是当清军屠罢扬州之后又兵临南明首府南京，皇帝出逃，大臣撤离，此情此景，身为内阁大臣，又是有影响的文坛领袖的钱谦益，该如何处置己身的选择问题。众所周知，他是投降了，而且是迎门纳款，堂而皇之地投降的。投降后被逼令剃发，据说他表现得也比其他降臣驯顺。

那么，不妨用张中行先生制定的“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的标尺衡量一番，钱氏之降清“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恐怕衍生不出这样的预设作用。相反，异族以武力相侵，立即迎降，总不能看作很“文明”、很道德的行为吧？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对河东君赞颂有加，对钱谦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护，但仍指出：“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小腆纪年附考》所说的“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等等，这些“痛诋之言”，寅恪先生也认为“固是事实”。可是张中行先生却向我们问道：“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www.daowen.com)

钱牧斋本人如果得知张先生这样评价他，也要汗颜难安的。因为钱牧斋降清之后内心甚为悔愧，所以晚年与河东君一起参与了秘密复明活动。陈寅老的《柳如是别传》对此考订甚详，兹不多赘。但不妨拈出一例，即钱牧斋的《西湖杂咏》序里有如下一段话：“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在。况复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葚，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何以谓之，嘻其甚矣。”其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句，典出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见《文选》卷四十六《序下》），陈寅恪先生说：“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未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可见钱牧斋对自己的降清充满着悔恨交加的复杂心情，并没有悄悄地引以为荣耀。然而张中行先生说，“走钱牧斋的路也未可厚非”，公开提倡异族以强力威迫，我们不妨投降。立论虽有“新意”，或说“深意”，当然是“高论”，却未免厚诬古人也强加今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纲常名教部分，许多已不适合于今天，这是事实，比如“忠君”，自然不应再去提倡。张先生文章对忠君观念痛乎言之，鞭挞留痕，也不为过。但张先生说，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问题上“受骗”（或自骗），动机如果不考虑，“结果就成为，为历代的专制魔王做了帮凶”。这话可有些言之过重之嫌。

谈历史，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彼时彼地和此时此地、古人和今人，不能混为一谈。周秦以降、1912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帝制社会，既是帝制，就有皇帝，就有皇帝和臣民，因此就需要建立一套协调君臣关系的伦理。“忠”这种协调君臣关系的伦理约定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不愿接受“凡是否定现存秩序的言动就是好的、肯定现存秩序的言动就是坏的”这种破坏性的直线二分史观，就不必对传统社会的忠君观念格外深恶痛绝。在有些时候，忠君和爱国还有点儿难解难分，虽大家如屈、杜，也不免为之困扰。就说忠君不好，对历史人物也须平等待之。忠于朱明、崇祯皇帝这一边，张先生愤然而又愤然，认为那是替专制魔王做帮凶。投降到与朱明对峙的那一边，就认为“未可厚非”，虽然那边也有皇帝，也杀人，也需要尽忠。这样双重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总有点不公平、不够“人文主义”吧。何况复按史乘，也并不如张先生所讲，知识分子全都“受骗”（或自骗）。明清之际，已有不少思想家对君权泛滥提出严厉批评，其中和顾亭林一样留恋明朝而不满清朝的黄宗羲，就不客气地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更进一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可是面对“今上”说的，设身处地地想想，不能不佩服生活在三百年前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勇气。

张先生对顾炎武偷祭十三陵颇致不满，责怪这位精通历史的大学者竟忘记了从朱元璋、朱棣到正德、天启、崇祯这些故明皇帝，曾经做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他说：“不忘而一笔勾销，就是因为心中有忠君思想盘踞着，以至于认为，既然坐上宝座，就无论什么都是正义。”在顾炎武面前谈正义，可要小心。因为同时期很少有另外的人能够像亭林先生那样，既洞明历史真谛，又深明民族大义。皇帝的不成器和胡作非为，他当然知道而且不会忘记，否则他就不必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了。只不过在他心目中，除了皇帝，还有故国在，这两者相连而并不相同。如何对待故国旧君，是传统社会检验知识人士立身德性的一包小小的试剂。“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段著名的话，就出自亭林先生之手。何等明白、警醒！所谓亡天下，就是亡一国之文化。清代的强行剃发易服，不就是要亡华夏的固有文化吗？顾亭林的家乡江苏昆山县，乙酉六月陷入清兵之手，他的嗣母王氏绝食十余天不屈而死，遗书爱子：“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难道这种在强暴面前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绝不是殉君），就一定和张先生的“人文主义”标尺相冲突？

我倒以为，明清易代，生灵涂炭，文化失其种姓，社会失其轨则，因此抗争之持久而有韧性、殉国者之多、场面之壮烈，为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所罕见，这正是一个文明古国长期文化累积和人文化成的结果。今天的读书人何必操一把以“实实在在的福利”相昭示的“人文主义”的标尺，来把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含蕴民族正气的历史文明的花果统统连根拔掉？“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版，页1143）姑以陈寅老《柳如是别传》中这段与评价钱牧斋有关的话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语。

原载1996年2月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