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国内人文学术界除了少许老辈，大都对他知之甚少。名声鹊起是由于他退休之后，转而破门进入中国思想史领域，尤其1991年12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克己复礼”真诠》，随后又在该刊1992年6月号发表《原礼》，与杜维明商讨新儒家的治学方法，其功底之厚和文字之锐利，无法不引起此界人士的注意。况且杜维明也有回应，刘述先也站出来辩难。变成好热闹的一次学术论争。

刚好1992年9月，我到哈佛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起人就是杜维明。会后我与杜先生做过一次学术对话，还特别谈到了何先生的批评。我问他是否会进一步做出回应，大家很关注。还提到有人认为这场论争是史学和哲学的冲突，问他如何看待。杜先生不同意是史学和哲学的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他说：“何炳棣先生诚然是历史学家，余先生也是历史学家，但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少，反而是我与余先生的共同语言多。”他颇不满意何先生对新儒家的排距感，他说：“站在哲学的立场，追求‘真诠’是危险的。”国内人文学界的中青年一代或两代，此前对何先生是比较陌生的，经过这次论辩我想大家再也不会忘记他。

尽管如此，我个人与何炳棣先生发生交集，还是事前绝对无法想到的。

起因是我的好友汪荣祖教授的一个电话和一封信。1993年9月初，荣祖突然打来一电话，问《中国文化》发不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未假思索即回答说：“不发。”他很诧异，回问道：“你研究红学有年，为何反而不发这方面的文章？”我说正因为如此，才知道现在没有人能写出像样的文字。盖当时我对国内红学界的“党同异，妒道真”的风气深致不满，故对荣祖出以此言，如今想来真是失礼之甚也。好在由于研究陈寅恪的缘故，我与荣祖一见如故。我主持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萧公权卷”，就是请荣祖担任编校。他做得非常认真，且以他编辑的联经版《萧公权全集》相赠，使我得以对这位当年吴宓相见恨晚的清华英杰，有较为深层的了解。荣祖执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电话是他在台湾打来的。不久又收到他的手书，向我介绍何炳棣其人，以及他为何特别希望何的文章能够在《中国文化》刊载。为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现不妨将荣祖兄此函的全文抄录如次。

梦溪兄：

弟已自台北归来。近知何炳棣先生于红楼梦研究有新发现，弟即想到争取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何先生与杨联陞先生清华同学（贵刊曾介绍杨氏），但学术成就尤在杨氏之上。今虽已自芝加哥大学史学讲座退休，但精力旺盛，正积极从事著述（据闻何氏今后将多写中文）。为争取该文，弟意贵刊应特别礼遇，如以显著篇幅（第一篇）登载，并加编者介绍等。谨此奉阅，望即见复为感。

顺问

俪祇不尽

弟荣祖手拜，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

荣祖的信写得极恳切，完全是为了《中国文化》能够首载第一流学者的佳撰以光篇幅，才向我极力推荐。还有他是我们特聘的刊物的学术顾问，不排除也有尽一份责的成分在焉。我除了满心感谢，还有什么理由将何先生文章拒于本刊之外呢。实际上电话中已请荣祖转致何先生，研红大稿欢迎赐下。大约两周之后，就收到了何先生的文章，赫然在目的题目是《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当即通读一过，深为其材料翔实和运笔之雄健所打动，虽连同注释文长约三万字，仍有一气呵成之感。风格、调式与《二十一世纪》所刊之何的两文如出一辙。当即决定安排在最近一期刊载，并遵荣祖兄所嘱，特地在文前加了编者按语：

本刊自创刊以来，只在第五期刊载过一篇已故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序言的初稿。此稿比后来的定稿多出四千多字讲国故的部分，正是本刊所取义处，因此编置在“文献辑存”专栏。此后再没有刊载与《红楼梦》有关的文字。这次何炳棣教授的文章，经由本刊学术顾问汪荣祖先生所推荐，确为有创意之作，特在“文史新篇”专栏刊出，以飨读者。

荣祖兄希望安排在显著篇幅刊载，也做到了。“文史新篇”栏目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开卷栏目，只有最重要的文字才置于此栏。何炳棣先生的论红文即独立于此期的“文史新篇”专栏。但就此期的整体布局而言，何文不是第一篇，前面有我和余英时先生的长篇访谈，那是关涉“十年浩劫”后中国文化与社会如何重建的非常重要的课题。

余先生和何炳棣的学术芥蒂，当时我并不知情。1992年应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余先生的长谈，未涉及此一方面的话题。倒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与我见面时，提及《二十一世纪》的争论，他说何是惹不起的人物，谁被他盯上都麻烦。我那次去哈佛出席“文化中国”的会议，是张先生和杜维明先生共同推荐的。在感情上我和张、杜更近一些。后来何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我才了解到，原来何与张有那么多复杂的故事，不只由于对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的起源的不同观察，而引起了学术思想的不能两立，其中还掺杂有对各自著作的评议所产生的一些曲折。《六十年》留给我的印象，是何先生的坚韧的毅力和为人的坦白无欺。这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可钦敬的态度。

我感到对不住何先生的是，刊载他红学文章的那一期《中国文化》未能按时出刊，让他等得颇焦急。《中国文化》创刊后，由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共同出版，制作由香港方面承担。每期清样出来，都是我们的编辑专程到深圳校对，往返邮寄徒增许多麻烦。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决定从1994年秋季号开始，改由《中国文化》杂志社出版，以此排版、制作、选纸、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程序，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安排。我也不得不跑印厂和排印人员逐项会商。为减少麻烦，却增添了另外的麻烦，天下事莫不如此。自己出版同时也还有另外的隐衷，不便于在这里具道其详。结果等到这本总第十期《中国文化》出来，已经是1994年的年底了。

没想到何炳棣先生这中间飘然来到了北京。

先是1993年11月22日的信向我预告：“我将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抵达北京，完全由于私事。在京将停留大约三周，抵达后即通电话联络。”接着12月5日的信告知：“棣已于十二月一夜抵达北京（私事）。知大驾去港，大约今日（五日）返京。见此信乞电话联络：金鱼胡同王府饭店764室，512-8899 764室。”当时我的日程确实很满，1993年11月17日至25日，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马来亚大学召开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会后担任星洲日报“花踪讲座”主讲人，并赴槟城和芙蓉两地华族社区作学术报告。11月26日至12月2日，应香港大学中文系邀请，主持1993年度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返程经深圳，又有《商报》主笔的访谈。何先生打电话到我家，照料家务的友人告知，我们12月5日返回北京。6日跟何先生通的电话，约定8日上午10时半在我家晤面。当时我住团结湖，所秘书接他过来，刚好在约定的时间到达。

不能说是一见如故，但有荣祖的好媒介，又读了他的论红雄文，倒也无任何生疏感。个子很高，身材挺拔，面孔有棱有角，正是我想象中的何先生。但我们谈了些什么话题，竟不能完全记得。中午用餐，有几个菜何先生颇为赞赏。内子是上海人，家传的红烧肉、丝瓜毛豆、法式罗宋汤和盐焗鸡，凡品尝过的朋友无不认可。十天之后，何先生寄来一信，开头即说“旬前长谈至欢，恨相见晚”，信尾问候内子，谓“午餐至今不忘”。信中对我以“梦溪老弟”称，落款署“愚兄炳棣”，口吻极为亲切。对啦，其论红文的校样是此次面交给他的，故信中对几处舛误有所是正。信中还写道：“棣数十年未读当代中国文学，词汇及语、句法不免生硬有误，千乞以主编地位，加以匡正或润色为要（至诚，绝非客气）。”此次跟何先生接触谈叙，感会到这位学术上不无雄霸之气的大学者，同时有一颗柔软的心和为人为学的谦逊之诚。他1917年生，长我二十三岁，来的时候竟不忘带上见面礼。一方桶丹麦饼干，其桶之魁伟硕大，此前未见过。我和内子都很喜欢，后来私语每笑称，礼物的体积也是很重要的。也曾到专卖进口食品的店里寻觅过，至今都不曾遇到。

何先生回到美国之后，又于12月28日写来一信，兹抄录原函——

梦溪教授足下：

十二月八日长谈餐叙，至今犹有余欢，深幸国内能获一位博雅识卓之新知己也。

拙稿最后一段中“聚乐部”，“聚”应作“俱”，乞代改正。其他疏误之处，亦请自动代我纠正，最感。

今日汪荣祖夫妇来此度年节，涉及拙文在贵刊出现后，拟转载台北《联合报》。不日汪将专函与足下商洽具体办法。

校对时最好由港方承印公司航邮（万勿挂号）径寄舍间为妥。

余不一一，敬颂

俪祺并贺

新年一切佳胜

炳棣　一九九三·十二月二十八

信中充满了拳拳之殷，亦看出对自己论著的不断严谨审视，其实文字之误编辑部早已校改过来，只是出版日期后移，深感愧对何先生。不久，又接到他写于1994年1月28日的信函，全文如下——

梦溪教授足下：(www.daowen.com)

兹寄上夏志清先生三页长函对拙文的反应，备你参考。我不拟对拙文作修正，我认为《红》所论爱之起源仍确是真起源。《旧约》确未明言爱的起源是由于寂寥，Milton才明白写出的。曹比弥只晚一百年，而原作性更高。石头在“人化”之前即已力求打破寂寥，实无“近代”或“第二”亚当之可言。至于弗氏心理分析，美Time周刊去年11月29日确有长文对弗不利，但所攻对象是当代心理治疗往往硬要“病人”再四再三去追忆幼年时是否受过性虐待，以致本不严重的精神病人会变成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了。这是近年临床不当，长文对弗氏理论全未批判或否定。所以我也不准备在文后加论此点了。

①不过，拙文P37“全文小结”自下上数第三行，请划去“早臻高度成熟”六个字，就可以了。

②“后记”P40所引王国维文最后，请加一句“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是王氏的原文。

③再：若可能，评介拙文的短（？）文中，是否可明白请女性读者们多作反应，因弗氏理论确相当忽略了女性，而《红》又是集传统中国女性之大成之作。

手头邮票只剩一张，剪去无用的白纸就不过重了。一笑。

余不一一，敬颂

撰祺　夫人好！

炳棣1/28/94

还是亲切有味如前函，跟他的文章如出两辙。所附夏志清先生函，对何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克己复礼”真诠》一文表示“兴奋异常”，对该论红文诠释“意淫”的概念，则称：“大文‘意淫’这一节，引了六例，细加评析，无懈可击，读来令人心服，的确是大贡献。”唯对爱起源于“寂寥”问题，夏说《旧约》所载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已有此义，并非开始于弥尔顿的《失乐园》。故何先生给我的信里特别说明：“《旧约》确未明言爱的起源是由于寂寥，Milton才明白写出的。”并强调“曹比弥只晚一百年，而原作性更高”。恰好《红楼梦》第五回《红楼梦引子》有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其中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可以认为是爱起源于寂寥的明证。

当作为史学家的何先生捉到了这条被历来红学家忽略的吞舟大鱼，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而所论述更是精彩纷呈，诸君可径读原文，恕我在此不能备述。他是从《旧约》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谈起，然后解剖柏拉图的《酒谈会》，再到弥尔顿的《失乐园》，最后进入曹雪芹的世界。毫无疑问，此题旨的提出及其论证，是何先生研究《红楼梦》和爱的起源的一大发明。以此何先生对该文非常重视，《读史阅世六十年》第二十章《先秦思想攻坚》之第三节，将此文置于《“克己复礼”真诠》和《原礼》之后，作为他先秦思想与制度系列论文的第三篇。

已经是1994年的6月了，刊物仍未出版，但何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

我决定请他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一次学术演讲。时间在6月10日上午，题目是我提出来的，建议他讲“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及在今天的意义”。演讲开始前，我对何先生作了简短介绍，包括主要著作和荣衔。京城的许多学界友人，庞朴、余敦康、方立天、孙长江、牟钟鉴、陈来、王守常、汪晖、刘东、董秀玉、沈昌文等，及本所全体学人共三十余人出席并参加讨论。由于大家想听何先生多讲，讨论得不是很热烈。同时也由于在座的人文学者对何先生在经济史、人口史和土地史领域的卓越贡献，基本不甚知情。即使听说了费正清的振聋发聩之语：“中国要是有五六个何炳棣，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也不一定产生专业的亲切感。学问之事，真是甚难言也。而学问有大小，胸襟有阔狭，又岂是片言所能道哉！

1994年7月，何先生去台北出席了“中研院”院士会议，他把此次作为和“中研院”关系的调适。本来他应该以评议人的身份发表言说，结果没有涉及演讲者的论题，而是讲了自己的一个议题，所讲的内容与在我们研究所讲的大体相同。当年的10月2日，应该是他回到美国之后，再次写来一信，提到在北京和台北的演讲情况。兹抄录信的全文——

梦溪教授足下：

六月上旬一别，倏已近四阅月。本年春季号已有具体问世日期否？是否已代订抽印本200份？插图申明是否已照办？

在京时承苦心安排近卅人座谈，至感至感。本年十月号《Scientific American》全期皆讲宇宙及生命起源及演化，至关重要，治哲学者不能不读。几乎三千年深层的现世Americanism主义精神，正是现代科技最理想的“接棒点”。按亨廷顿说今后世界文化冲突，中国之“理性”“现世”传统正是对当今西方及伊斯兰所谓“基要”（Fundamentalism）主义之理想良药，值得深思、发挥。更见我六月初言之不谬！惜“安排”富有“深义”，陈来教授“引”我长谈，以致什之七八讲话者都是我，而我原意是要聆听各位专家名士的高论的。行之前夕电谈中足下似有感觉“不过瘾”之意，“难道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儿？！”（之类，非原词）更承示此番谈话亦将有小型报道。

如果真有，请尽先把文稿寄示，我准备加详答复。事实上，七月四日，台北“中研院”院士会议开幕下午，三大讲，三小讲（我的是小评讲，盖1992已专讲90分钟矣）之中，唯拙讲刊载于《联合报》，内容简要，与在京所谈略同。

我拟先写我对中国传统正统思想中不合及适合现代化需要者加以较详的评价，可能要作三四篇文章才能讨论完毕。不知何种刊物最为适当。

五月底六月初两度有机会与任继愈先生畅谈，而且意见大体相同，最堪告慰。

见信后乞示一二为盼。敬颂

文祺

祖芬请代候若有电传，似可给我打电话，但不要在我方夜十时后。尊处有无电传，如有乞示号码。

炳棣　一九九四
十月二日

每次捧读何先生的手泽，都无法不被他的热情和坦荡所打动。不久汪荣祖先生也有信寄示：“何先生于兄印象极佳，时与弟言及，渠正埋首写作，将有十篇重要文章问世，涉及天与命，以及儒法等主题，老而弥笃，令人起敬。”后来由《六十年》得知，他在院士会评议的演讲人刚好是余英时先生。何论红文解“意淫”也提到了余先生，认为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纯洁与肮脏区分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为正确理解“意淫”设置了障碍。他也提到有人称余的《两个世界》是红学研究的新典范，这是指本人。而刊载何文的这期《中国文化》，除前面提到的访谈余先生和余的考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还有柳存仁、庞朴、汤一介、杜维明、乐黛云、孙康宜等众多大家的文字，都赶到一起了。何先生信中嘱我所办之事，凡能做到的也都照办未误。主要是出刊时间拖得太长了，在何先生是望也殷殷，在我们是出也迟迟，此事至今想来仍深感愧对何先生。

何先生给我的信不止这些，后来他到北京我们也见过面。1995年11月我和内子应邀访学台湾，开始在“中央大学”，后半在“中研院”，当时正是李远哲掌院时期，张光直是副院长。我在史语所演讲，以陈寅恪和陈寅恪研究为讲题，张先生不仅出席，讨论时还提出，史学家如果感情投入太多是否会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的问题。何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谈到的张先生试图做一项改革，想把语言学部分从史语所分出去，此事我是局外知情者。因为和张先生有多年互相信任的友情，我还当面讲过此事不可行。我的理由是，当年傅斯年确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实际上具有历史语言学学科的意义。后来一次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心用餐，张先生玩笑说，你的想法看来会取胜。人的交往很有意思，我和光直先生接触，可以无所不谈，跟何炳棣先生不能完全做到。我欣赏何先生，但终于未能建立起亲近的友情关系。所以1998年至1999年在哈佛访学期间，后来又到哥大访学，中间也去过西部，应该有时间与何先生联系问候，但竟没有付诸行动，时间紧迫等等恐不是合适的理由。

何先生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九十五岁。著作受同行所重，荣衔为同道所称，无论在英语为主的北美中国学领域，还是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华文学术界，无人敢小觑他的学术创获和学术成就。且不论早期的关于明清人口、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英文著作，已给他带来被称为“经典”的荣誉；嗣后出版的《中国会馆史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明清社会史论》等中文著作，所做的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考证与研究，很多已被学术界视为难以攻破的定论。晚年关于思想史领域的《思想制度史论》虽有争议，但亦无法否定其自成一家的学术价值。包括《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等共十余篇排炮式的专题论文，只要坐下来细详，就知道绝非等闲之作所可比并。我写下与何先生交集的点滴过节，至少能见出他学问与性情的一些侧面。他是有雄霸之气的学者，也是喜怒不假掩饰的性情中人。他的为学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他很少做第二流的题目。但他对问题连带对人的步步紧逼与捉住不放，也容易让人敬而远之或望而远之。

我熟识的很多人文学术大家，没有谁否认他的高才傥论和学术成就，但谈到友情交谊则宁可置诸一边。文中披载的何先生的几封手书，有学问、有性情、有趣味，值得珍视。何先生在《六十年》的卷后语中说，他一生“孤军作战”，可谓所言不虚。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一个忽而天忽而地的学术独行者，或者魔幻一点可以称他为学术独行侠。有机缘与何先生相识是我的荣幸，这要感谢好友汪荣祖先生。

2020年2月18日竣稿于东塾
原载2020年10月3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