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分近世史学为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也有的区别为史观派、史建派、考证派、方法派等等。还有的以疑古、释古、考古作为史学流派的三分。但所有各种流脉，其实都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也都离不开史料和考证，其目标都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相，重建历史的结构，对事件与人物活动给以历史的解释。但回观百年史学，有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我们无法忘记。这就是史料学派的代表傅斯年。虽然广而言之，傅也可以范围在释古一派之内，但在史学观念上确有自己的特色。况且讲中国现代史学如果不讲到傅斯年，不仅不公正，而且是严重的缺失。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他是一位有力量的带领者和推动者。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为国文门。他是“五四”新思潮的学生领袖，他当时办的刊物就叫《新潮》。陈独秀、胡适之都很赏识他的才干，李大钊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影响。1919年5月4日那天的爱国大游行，他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火烧赵家楼的意外行为发生后，他退而回到学校。当年年底考取官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1923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成为他倾心钻研的新的学科领域。赵元任、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青年才俊，是他在德国期间经常往还的朋友。1926年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1928年就任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是史语所第一、二、三组的组长。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办法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人。他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语所所长后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旨趣》，实际上是一篇关于历史语言学的现代宣言。

他在这篇《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又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史学重镇，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建设所做的贡献。其实他是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的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

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汗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三卷第7页，中华书局，初版。）

可知他是痛乎言之、有感而发。他还说：“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何以要把史料的作用强调到如此的地步，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不需要我们再添加什么了。他的目的，是想让世界东方学的宝座回归到它的原主。回归的途径，则是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入手，承继乾嘉的传统，结合本土资源，扩大学问域区，建构自己的学问系统。

而且他不赞成“整理国故”的做法，对当时流行的“国学”的概念，也给予质疑。他写道：

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地质地理同题，在中国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生物问题，在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所致力的，总是些中国各地气象观察。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且这名词还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的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的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同上，第8页至第16页）(www.daowen.com)

傅斯年显然认为，“国学”的概念未免狭隘，只要成为“学”，就是世界所共有的，不应以国别为限。而且他认为学问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一主张在二三十年代为很多人所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从理念到课程设置，更多的是带有世界东方学的特点，而与北大国学门有所不同。站在今天的背景下，也不能完全忽略傅的此说。此说至少可以避免由于“国学热”，而把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对立起来。

傅斯年一生的壮举，办《新潮》、火烧赵家楼、创建史语所，固也。但他还有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两项壮举。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成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来终于被罢去了一切职务。

傅与蒋在维护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无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后，傅直接受蒋之命处理学潮而未负所托。蒋对傅的能力胆识是欣赏的。但傅本质上是一名书生。抗战胜利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

另外，毛泽东对傅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如对故人，整整和傅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章碣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五十四岁，当时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务。他以耿直狷介著称，他以脾气暴躁著称，他以疾恶如仇著称，他以雄才独断著称。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充满了眷爱，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他与陈寅恪的特殊关系就是一显例。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他不忘旧。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难怪陈寅恪对他那样服膺感佩，写诗称：“天下英雄独使君。”（陈寅恪《诗集》，三联版，页18）

我们了解了傅斯年，可以深层地了解陈寅恪的史学，可以了解那特殊的史语所，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学所谓“史料学派”的怀抱与旨归。

原载2003年8月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