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感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范曾》，在当前夸张浮躁的文化背景下，居然有这样一部追求艺术与文化真谛的凝重的片子问世，不仅是空谷足音，而且给人以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

1988年，我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由于一些原因，直到1989年9月才出刊。我不愿跟随当时的“文化热”，主张学术研究不妨“冷”一点。第一期出来后，开了很大的一个会议，赵朴初、冯至、季（羡林）老都出席了。季老当时说，这杂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看了《范曾》这部纪录片，也感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一个与思想和学术相伴的词，叫作“创获”，这部片子就是一个创获。这部片子带给我们的文化信息、精神力量令人震撼。

范曾先生身上体现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因子超乎寻常的丰富，这不是随便一个人所能够具有的。我们的前辈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的大师当中，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可是那一代人已经故去了。在当代，很少再有这样的人，所谓“昔不至今”，这是僧肇《物不迁论》里的话。如果说今天有这样一个人，正值盛年，在他身上体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因子，谁能够举出几位这样的人呢？包括大学的一些教授，现在很有名的老师，写了很多书的师长，恐怕都不会这样讲。这样一些话放在他们身上不见得合适。

但是，我可以讲，在范曾身上，中国文化的因子，文化的精神力量，体现得相当充分。这需要各种条件，家学的条件，天赋的条件，知识累积的条件，自己从事的志业也是一个条件。我常讲他的家学，明清以来十三代诗学传家，这里不多讲了。他所从事的志业，具体说就是艺术、诗学与审美，这个领域和中国文化是高度合一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李泽厚，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康有为，出现美学论争之后，他进入美学的讨论，自创一派，美的社会学派。从此一生不离开美学和思想史这两个领域。他为什么会成功？恰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思想史和美学是合一的。最优美的思想是美的，最优秀的人格也是美的。人格精神与人格魅力的审美性，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说不完的课题。

你看先秦诸子的风格，你看魏晋士人的风度，你看李白、杜甫的精神，你看苏东坡的气度。宋的濂、洛、关、闽诸大儒，包括他们之间的辩难，都让我们感到很美。鹅湖之会，陆九渊写诗讥讽朱熹：“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答诗说：“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一个嘲之以“繁”，一个讽之以“简”。打笔仗，也打得有趣，有美感。这就是人物的美和人格的美。王阳明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孔子的蔼然真切的圣者风度、庄子的奇思妙想、孟子的激越态度。“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确实好辩而且善辩。但与孔子比，在义理方面，孟子往深里走了，在心与理的问题上，在心性的问题上，孟子比孔子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思辨之美。

你看孟子何等执拗，见到梁惠王，说你为什么喜欢讲“利”而不讲“仁义”呢？你应该接受我的意见，如果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你这“王”有什么意思呢？历代圣贤、豪杰、英雄，都有他们自己的风范，都有其特殊的人格精神，这个风范和人格精神是可以审美的。我讲李泽厚学术上的成功，他的美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结合，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里面，美学和思想史本来就是合一的，主体的学问建构与对象的特性两者完全吻合，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写《美学四讲》，写《华夏美学》，正是美学和思想史的学术综合。

范曾的成功，是由于他承继的文化传统，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的诗、赋、联都写得妙绝。请读一读他早年的《莽神州赋》和新近的《炎黄赋》，真称得上意采飞扬，至情至文。他的画主要画中国人物，这一点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一直有品鉴人物的传统。西方也有很多往圣先哲，但西方不会有如同中国的魏晋时期，大家高高兴兴、热烈非凡地品评人物，形成一种时代风尚，并且有《世说新语》这样的专门记录人物风采的书，以及更为专门的刘劭的《人物志》。中国的学问传统，以四部之学为代表，而四部之中，乙部最发达，也就是史学最发达。任何一部史书，都有“人物传”，其实是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品评人物，承继并再现人物精神世界的传统。范先生不期然而然地承继了这一传统，他通过画笔对历史上属于文化典范的人物作新的诠释，使他能够与传统对话，与古人交谈，自然也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的庭院深深之处。

并不是每个教中国史或者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身上都会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甚至他们还有可能很缺乏。与个体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知识不能代表文化精神。如果说，知识系统也能够传达中国文化的一些精神层面，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知识系统所传达的东西远不如艺术本身所传达的更为丰富。我们看看范先生的画，他捕捉到的人物，都是哲人、圣贤、英雄、豪杰以及高僧大德。他笔下的人物谱系相当丰富，而不拘于儒家一派。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就学术思想来说，有儒家，也有道家和佛家。

好多年前，当我还不熟悉范先生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家乡，在南通广教寺看了他画的十八高僧。我开始以为画的是十八罗汉，如果是十八罗汉，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古往今来画十八罗汉的人很多。他画的是从鸠摩罗什、慧远、安世高、玄奘到弘一法师。当看到范先生画的弘一法师，我流泪了。我当时正在研究马一浮，必然涉及李叔同。弘一法师是在现代想重建律宗的大师。律宗在唐宋以后几乎失传，因为这一宗派戒律太严格，出家人受不了。佛教到晚清成了末法。弘一法师想重建律宗，是伟大的抱负。看看他出家以后生活的清苦，持戒的严格，就知道律宗传承的不易。范曾画的人物都是历史上最具有中国文化典范意义的人物。

今天上午，我应邀去中央编译局作了一场演讲，谈国学的回思与展望。中央编译局的韦建桦局长和俞可平副局长也来了，他们都是做学问的人，韦先生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精通德语文学，俞先生是当代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演讲后的餐叙上，韦先生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范曾为什么画人物，不画山水？我的回答就是我刚才讲过的。第二个是，范先生的诗为什么写得好，不止旧体诗，他的散文诗也写得好。我说《庄子显灵记》就是诗。他们做经典著作翻译的人，也非常关注范先生。

孟子有一句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等待有周文王这样的人物创造了一个和谐兴旺的治世的局面，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发挥的余地，那只不过是平常一般的人。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并不需要等待治世的环境，即使没有文王，照样有所作为。孟子把后者，即“虽无文王犹兴”的人物叫作“豪杰之士”。“豪杰”是孟子发明的一个词。范曾先生调到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时候，我向研究所的同仁介绍，说他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不仅仅是一个书法家，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位学者，一位当代的大儒。

我的这些话，不是谁都能够同意的。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就不同意。他说二十多年前就和梦溪相识，但梦溪说范曾是大儒，实不能同意。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又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充实”和“光辉”这两条判语，范曾均当得。可见认识一个人，是太难了。按照西方解释学的说法，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人也是不能完全认识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说：“知音其难哉。”所以，一些出色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完全不期待当时的人能够了解他。陈寅恪晚年在诗中说，“后世相知或有缘”。这些年有一点“陈寅恪热”，但是有谁对陈寅恪的东西有真正深层的了解？可是“陈寅恪热”已经出现了。我本人研究陈寅恪二十年，知与不知，也只能俟之来者。最近《学术月刊》有我一篇文章，题目是《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我讲了九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是“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按照心理学的看法，一个人的哀伤与他的记忆有关。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寅恪一生都苦痛哀伤呢？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不寻常的记忆。《21世纪经济报道》想用两个版的篇幅选刊我这篇文字，可能他们觉得我对陈寅恪还算有一点“知”。我不敢说我对陈寅恪已经有了真了解，但我敢说，好多好多人，包括写过陈的文章的人其实并不真了解陈。(www.daowen.com)

那么，对范曾先生，有谁有真了解？称誉他的人很多，真正了解他的人其实很少。绝对不是说，说好话就是了解一个人。中国古代品评人物，有一个关键词，叫“拟人必与其伦”。说好话也要说得合拍对题，比喻恰切，才有价值。如果好话说得不得体，古人的批评也很严厉，叫“拟于不伦”。看完影片《范曾》，我曾说这个片子应该给青少年看。同时我说，评价范曾需要再加两句话，第一句是，他还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意志坚强的艺术家。他对中国文化挚爱的程度，不大有很多人可以赶得上。不说已经故去的老辈人，在活着的当代文化人中，对中国文化爱得如此深沉，像范先生这样的，也不容易看到。第二句是，范曾还是一位不待文王而兴的豪杰之士。没有一个成功者的道路是平坦的。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在1962年的《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谈《红楼梦》的艺术经验的。你绝对想不到，她居然用了一个奇特的题目，叫作“艺术是克服困难”。只有杨绛这样的有中西学问的人才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大家看到了范先生的成就，也看到他所经历的困难，包括环境的困难，人的生理极限的困难，误解的咬噬，病痛的折磨，生之为人的各种苦痛，他都经历过。“艺术是克服困难”，范先生是克服了多少困难才达到今天的成就。

晚清至民国百年以来，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时期，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已经流失殆尽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九十年代初跟我有一个对话，在那次对话中，他有一句名言，说对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二十年代大家批判传统，一窝蜂地不讲自己文化一点好话，老老少少都不讲好话，包括我喜欢的熊十力先生，也说过“家庭是万恶之源”的话。如果家庭是万恶之源，中国文化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看，连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熊十力都这样讲，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对于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好像只有西方文化才好，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就看不见了。中国是最有传统的国家，历史悠久，可是，看看当今的每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身上，还有多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呢？

今天上午，中央编译局的韦建桦先生说，他看我的《传统的误读》一书，有一点感动，书中收录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写的一些东西。他念了我书中的一段话：“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承继。”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说，你很厉害，你抓到问题的要害了，我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来讲。中国当然有传统，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中国文化不容易凝结为传统，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凝聚，必须有信仰的因素参与其间。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宗教与信仰，是一个待深究的问题。中国人在信仰的问题上多少打了一点折扣。从孔子开始，“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神在不在？孔子没说。可是，从宗教观念来看，对于信仰的对象不能假设。如果你认识一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朋友，你跟他讲，假如上帝存在，他肯定马上会说，上帝本来就存在，你怎么能假设？

信仰的对象是不能假设的。可是孔子假设了，“祭神如神在”。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宗教与信仰问题有它的特点，不是“缺点”一词概括得了的。由于这样一个状况，造成了文化思想流派的宽容，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不像中东那样有原教旨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宗教冲突。但是隐含的问题也很大，如果在信仰的问题上打折扣，一个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庄严。宋儒看到了这个缺陷，当然也不能简单叫缺陷，而是一种实有。因此宋儒提倡一种东西，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总之濂、洛、关、闽等宋代诸大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非常明确，叫“主敬”。宋儒的这个理念，是想让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庄严起来。我觉得他们是看出了中国文化里面存在的信仰问题的。当然，他们自己没有这样说。宋儒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教和道家的思想，但是他们又想和“二氏”划开界限，所以他们辟佛。

“主敬”在宋儒那里是最重要的主张，最重要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明清。由于把“敬”的概念提升到很高的位置，写文章要“临文以敬”，对长辈要“敬”，对有学问的人要“敬”，对上苍要“敬”，对未知要“敬”。天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期然而然者。要承认有不可知者。我上午在编译局的讲演中说，我今天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的中央研究单位作讲演，我作为学者，不能不讲一句话，以前有一句话讲得过分了，这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听众笑了。我说，这是不可以的，恰好要有所畏惧，要有所敬畏。我们百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流失，其实以五十年代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五十年代以后，要跟传统彻底决裂，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打倒一切权威，直到发生了“文革”灾难。这个流失太严重了，所以造成了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懂得“敬”为何物。我们去大街上听听大众说话的语调，听听中小学教师说话的语调，听听有知识的人包括大学教授说话的语调，到底有多少文化的气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居然有一个人走来了。带着中国文化的韵律和气息，范曾走来了，他身上拥有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想重建的东西。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不免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但高才的人总会有高才之人的特点。大家可能不知道，范先生对社会与文化的礼仪极端珍视，这从他对杨振宁先生、陈省身先生、季羡林先生的尊敬就可以看出来。我跟他相交虽晚，但范先生了解我为人为学的特点。他参加各种聚会，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们研究所每年有一次新年嘉会，在他没有调入我们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他了，每次聚会，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今年，我请范先生在文化所作一次学术演讲，题目是“吾家诗学与文化信仰——从楹联谈起”。演讲安排在10点开始，我是主持人，应该早点到，恰好不堵车，9点就到所里了。可是当我到的时候，范先生已经在院子里了。当今的人，很少有人能做到范先生这样。在迟到不迟到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理由的。我有时也有过迟到，会以为路太堵是一个理由，其实这是不对的。假如你去应试，参加“科举”，你能迟到吗？假如一个重大的商业谈判，你能因为北京堵车就可以迟到吗？不迟到是很小的事情，但不是很多人能做得到。

我从纪录片《范曾》中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追求是不间断的，他没有停下过脚步。许多人，一旦有了相当成就之后，最容易停止脚步。成功了，一切都有了，就不愿意继续往前走了。但是范先生没有停止脚步，他的艺术还在精进。我注意到他的最新的高度减笔的人物，他的那些仿八大山人的作品，那是一个全新的境界。他对艺术，对文学，对诗学，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在不断往前走。可是别忘了，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范先生的到来，使我不仅有了学问知音，还使我看到了自己缺少的东西。我性情中有一点玄、老、庄的东西，放任无为的东西比较多，范先生放任的东西比较少，进取的东西比较多。这个片子不可等闲看。陈寅恪晚年给夫人唐晓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然脂功状可封侯。”意思是说，你对我做学问所给予的帮助，你为我挑灯燃脂的功劳，可以封侯了。在当前这样的真文化消退、虚假包装的经营文化盛行的背景下，这部纪录片有特殊意义。你看范先生的照片，他小时候就有正气，这不是我虚美夸赞。正气来自他南通家学的熏陶，他父亲、母亲的影响。

上次范先生在文化所的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震撼了我。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在巷子里走，突然父亲不走了，看那边走来一个年长的人，父亲站在一边，不说话，对那位长者鞠了一躬。父亲说，这是范曾曾祖父范伯子的学生徐昂，学品均好。他父亲无声地让路，表达的是对祖父所欣赏的人的一种礼敬。不是像现在的人，一见面走上去，“啊啊，你好你好”，拉住手不放。至礼如同至痛，是无言的。范先生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究的那个“礼”。这个“礼”，包括彼此的声音和距离，在声音的大小和距离的远近中体现礼节的“度”，也就是所谓分寸。

范先生讲的故事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1927年6月2日，刚好八十年前，王国维在昆明湖鱼藻轩投水自杀。遗体打捞上来后，清华国学院的师生列队默哀，人人都很悲痛。正在这时，走来一个人，在远远的地方开始跪下，向王国维的遗体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个人是谁？陈寅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所有国学院的师生放声大哭起来。你看，对王先生的告别礼，如果没有陈先生的举动，大家都痛而无声，也是庄重的。但陈先生不说话，行一个三跪九叩大礼，这个行为太突兀了，太具有震撼力了，让在场的人一下子失去控制，各个痛哭失声。这个故事，是我八十年代末去杭州拜望当年的国学研究院学生、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他亲口告诉我的。

范先生仍处在学术、艺事的盛年，他的学问累积，他在艺术与文化上的创获，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作的贡献，不可轻看。我因看新闻纪录片《范曾》而冥想遐思，说了上面一大番话，不仅是为了我和范先生的友情，而是为了当前的文化建设，为了现在的青少年，也想向执教上庠的师长们商量请益。

本文系根据2007年7月13日下午作者在纪录片《范曾》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