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四十年前的1977年或1978年，我第一次读到余英时先生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如同山涧听泉，夏日饮冰，所发生的共振共鸣，无以言喻。从此大好余著，各方收罗，凡能找到的绝少遗漏。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既研究《红楼梦》，也研究陈寅恪，在治学范围上，我与他不无重合点，因此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久矣。

不意十年后的1992年，我们竟有了晤面的机缘。我应邀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在9月3日至5日。我是9月2日到剑桥的，会后又继续访学一周。英时先生因另一会议，刚好也由新泽西来到哈佛。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应英时先生之邀，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讲学。我们一起从波士顿乘火车前往，到达后，头两天和最后一天住在英时先生家里，几乎又谈了三天三夜。古人所谓“谈讲之乐”，充分领略到了。我写的长篇访谈对话《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就是当时我们快意谈讲的简要记录。普大东亚系的演讲，我讲的是红学，以《红楼梦：从胡适之到王蒙》为题，英时先生主持，很多名家都参加了。

其间经英时先生推介，赴耶鲁大学访学三天，耶大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安排接待并主持演讲，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由于我不懂英文，英时先生为我的耶鲁之行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先是余夫人开车送至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咖啡厅小坐，约好三天后回来，我在此处与她会面。然后买好车票送我至车站候车。余先生写有一封英文信，让我上车后交列车员。当我将此手谕交给高大魁伟的黑人列车员时，他悉心阅读了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频频点头，并发出似乎是中文“你好”的声音。车到耶鲁所在城市纽黑文（New Haven），列车员提前站在我面前了。其实New Haven这个词，英时先生反复教我念了好多遍，播音刚报站名，我就知晓了。

返回纽约，搭的是浦安迪教授的车，他送我至哥大门前的咖啡厅，余夫人陈淑平已等在那里。回到余宅，英时先生高兴得像个孩子。当我离开普大时，他以隽雅的书法写了三首送行诗，其中一首是录其旧作：“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的名字嵌入在一二两句诗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虽然事已过去二十年，英时先生照拂我的情谊，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么，此后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余先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英时这个名字，对我的为学是一种提醒、一种激励。

上面这些文字是四年前的2016年所写，《七十述学》的相关篇章与此约略相同。现在是2020年3月下旬，蜗居家中，每日与书册为伍，重订旧文，续写新篇。不料在翻检旧稿时，发现了从哈佛到普林斯顿，再到耶鲁，直至最后离开普大的日记。时间连贯，记事至详，包括与英时夫妇相处的细微处，也有感受性的记载。既可补我写的《访谈对话录》之遗，又可再现英时夫妇待我之厚。除了童幼时期的亲长之爱，内子祖芬的至爱深情，梦溪平生所遇，似尚少有可与访学普大期间英时夫妇的悉心照拂相比并者也。

（1992年9月12日至19日）

9月12日

阎云翔开车送我到The Inn at Harvard，已是下午1：50了。云翔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哈佛念人类学博士学位。车在楼前停下，余英时先生就走了出来。于是上车前往火车站。

我们乘3：10的火车去普林斯顿。一路上畅谈一切。六个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了。

中间过纽约，英时先生让我看看车外的夜景。一路上，进站、出站、上车、下车，英时先生细致入微地照料我。我带了几只箱包，他总是帮我拖最大的一个。这叫我十分过意不去，真不该带这么多东西。

到英时先生家里，已是晚上10点了。余太太正在等我们。洗漱一下，就吃便餐。余太太的红豆粥，着实精彩——好多年没吃这么好的豆粥了。余太太喜欢说话，但人甚娴静。

饭后，英时在小书房为我搭床。从沙发上抽出床板，铺上床垫，成为一个双人的席梦思。我过去帮忙，英时已铺好了。

到英时书房，又谈了起来。第一次在Harvard Inn见面是9月9日，我们一直谈到早上5时半。他为我另开一房间，我只睡约一个小时，便轻轻离开酒店，回到Lee Street（我的住处）。和英时第二次畅谈，是从波士顿到普林斯顿的列车上。然后是在余宅。有谈不完的话。主要围绕文化、学术、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大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谈话中间，他让我看一篇即将在第10期《明报月刊》刊载的、评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文章，是传真稿。我看了一过，觉得文中有些话过于直露，特别小标题比较刺激，如说郭研究学术“怀有个人目的”“往上爬”等等。我说不妨蕴藉一些。英时接受了我的意见，提出小标题亦可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而他当即接受。人生缘谊，也属难能了。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2时多。我有些疲倦，但英时谈兴还浓。如不是我提议请他早些休息，可能又要到4、5点钟。

9月13日

整天在英时家。又畅谈了一天。他送给我很多他的著作，都一本一本地签上名。我筹划的“经典”丛书计划及选目请他看，他提了很精辟的意见。一开始他觉得选得较随便，后来觉得还好。他建议活着的一律不选。新儒家最多选唐君毅，牟、徐都不必了。

英时先生对新儒家颇有看法。

我是想跟他做一次学术访谈对话，在《中国文化》刊载，所以每次谈话都边谈边记。

谈话中，也插入一些现实的话题——他解释何以对流落在外的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他说并不是喜欢他们，主要是出于同情。

我们的看法时有交错。对他批评郭，我心有不忍。我告诉他，我认识郭的女儿。

他表示理解——他说我忠厚。他说如是他也会这样。

学者对现实有关切，我们无不同。关切现实可以使文章有力量。但我认为学者的关怀在长远，不必尽求有用。所以我近年一直在探讨学术独立的问题。包括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再审视。英时先生深以为然。

他告诉我，他有许多个世界。现实的关注，只是一部分。

中午，他们夫妇带我到外面草地散步，看到有好几丛长得很高的翠竹。淑平先生为我和英时照了相。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感到大受教益，英时说互有启发。

他也了解了我。他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

晚9时多，英时开车送我到普大一个招待所。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私人别墅，周围有非常广阔的花园草地。房主人原是一对老夫妇，生前决定他们离世后将私人别墅捐给普大。但先生去世后，老夫人又活了很长时间。从余宅出发之前，英时先开车去学校一个地方取钥匙。回来后我们才走。到别墅后，英时把一只小行李包拿上二楼，安排我住进一间好大的卧室。如何开门，如何开电视，如何用餐，每一点都向我交代清楚，然后英时才离去。

9月14日

昨晚睡了一个好觉。是到美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15日下午有我的演讲，上午在房间准备讲稿。

中午，余先生委派他的一学生——罗志田来陪我吃午饭。罗是四川人，人甚朴厚，说话一言不虚。午饭后，志田带我在普大校园转了转。这是一所非常有传统的学校，校园不大，历史悠久，只有美国上层的子弟才能来普大学习。

晚上英时先生请饭局。作陪者有四个人。王汎森，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人，台湾“中研院”来的，出过两本著作，毕业后仍回“中研院”。他做的题目是傅斯年。我问他可否将其中一部分译成中文，给《中国文化》发表，他高兴地说好。

另一位是周质平教授，负责普大美国学生的中文教学，暑假常带学生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学汉语。他是台湾来的，研究胡适。

另两位是大陆来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陆扬，钱文忠的同学。

大家谈得很高兴。饭后，我去英时家打电话给祖言弟。又和英时谈起来。他说评郭的文章，吸收了我的意见。

谈得很欢悦，一个快乐的晚上。我们有早已相识之感。不是相识恨晚，而是早已相知。

谈到12点，英时开车送我回住所。

9月15日

上午继续准备演讲，写了12页的演讲提纲。

中午罗志田来，陪我到外面用餐。早晨别墅是带早餐的，牛奶、面包、麦片、饮料、咖啡，颇丰盛。只有一个东欧来的学者和我一起用餐。很大的长餐桌，能坐十多个人。互不相扰。志田谈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小雪过后准备回国。而且愿意到我们研究所工作。只要能帮他解决住房，就可以来。

下午3：30，到英时先生办公室。英时正在等我们。参观了他的图书。里外间满满的。外间有一写字桌，是爱因斯坦用过的。恰好我的挎包上有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于是我双手放挎包上，与英时在写字桌前拍了一张照。

下午4：00，到演讲场所，用茶点，听讲人陆续来到。

和王汎森谈了谈傅斯年。

下午4：30，演讲开始。英时先生主持，对我做了介绍。

我讲的题目是“百年红学：从胡适之到王蒙”。回顾清末民初以来百年来红学的历史、学派、人物和未来展望。

最后我引清末徐兆玮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

听讲者无不会心——几次笑声满场。一小间教室，前后坐得满满的，有二三十人。

讲完回答问题。英时先生启发式地回应，他说七十年代后很多关于曹雪芹的所谓发现，大都不可靠。周质平、孔捷生、苏炜都有问题提出，我一一作答。还有一位提问道：“照刘先生所说，红学的命运似乎和国运有关。那么，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是不是并非好兆头？”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任何一门学问，太热了都不好。”

讨论有半个多小时，至5：50结束。大家热烈鼓掌。我站起一回头，看到了作家刘宾雁。他过来和我握手，说想看看我，并问祖芬好。我的演讲，也许会给他些许宽慰吧。

晚上又是英时请饭。开车到很远的一家山东馆子。一起用餐的有唐海清夫妇，台湾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有罗志田，和文学所来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两年了。

饭后，英时先生开车送我回住所。

9月16日

去耶鲁。耶鲁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是英时夫妇的好友。为我访学耶鲁大学，他们策划得极为周密。主要是怕我一个人从普林斯顿去耶鲁，不懂英文，半路走丢了。

与英时从哈佛到普大的路上，火车过耶鲁，英时先生就叫我听列车员报站的发音——“纽黑文”。“纽黑文”New Haven是城市名，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在纽约北两个小时的车程。

早8：30，陈淑平先生到住地接我。为走路方便，她特地穿上球鞋。很快就到了车站。9：47的火车，结果提早了一个小时。买好了票，我们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聊天。几天接触，英时夫妇已把我当作老朋友了。陈先生说：“难得知音，你是君子。”人与人之间的相契，像谜一样。这次和英时见面，如见故人，仿佛相识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一二十年了。我没有想到，英时是一位极热诚、坦直而又单纯的人。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和我太像了。

火车晚点5分钟。9：50进站。我上了车，陈先生还站在外面看着我。她已经把一张写好的便笺交给了列车员。英时先生写的，密密麻麻，八九行，要求列车服务人员关照我，特别到纽黑文时，能够及时提醒我下车。另一张同样的便笺让我带着，如果那张不落实，临时还可以用这张。陈先生还向列车员交代，到纽约如果列车员换人，一定交代给另一个列车员。同时，英时还复印了一张列车表，用红笔标出普大这站和到站纽黑文，以及中间几点几分到哪站，让我带着。

孙康宜教授那边准备得同样周详。为我到耶鲁，她和英时夫妇不知通了多少次电话。我到普大的第二天，孙先生就传来一份周详细密的日程表：16日至18日，三天时间，每一个小时做什么，谁来陪，和谁说话，谁陪吃饭，谁接站送站，清清楚楚。

距纽黑文还有半个小时，一个黑人列车员就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下一站就是New Haven，即纽黑文。

列车停在纽黑文站。我一出车门，孙教授和另一位指定陪我的研究生已站在面前。(www.daowen.com)

孙先生极为干练。来接的还有另一位著名诗人郑愁予。三个人送我到耶鲁大学最近的一家饭店，我的房间是16层22号。房间阔大，两面玻璃窗，纽黑文全景尽收眼底。

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诗人郑愁予边走边向我介绍街旁的建筑。

午餐是在饭店的咖啡厅吃的。孙先生、郑愁予、小严一块用餐。小严叫严志雄，台湾来的研究生。

接着就是下午3：00的演讲座谈。孙先生主持，听讲者不到十人。郑愁予、小严外，另有几个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还有图书馆馆长龚先生等。孙先生是东亚系的掌门，运筹能力强。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种我以前出的书，还有近年有我文章的《明报月刊》。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旧日的东西早已忘诸脑后了。《中国文化》第三期我写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长篇文章，孙先生画满了阅读记号，她说她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我还是讲《百年红学》这个题目。人不多，讨论得倒很热烈。孙先生晚上打来电话，说听众都不愿意走了，最后已过一个半小时。

演讲后，严志雄带我参观校园。耶鲁校园很大，比普林斯顿大有十倍，建筑古朴而有特色。其中一栋楼，是专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耶鲁学生的。楼前有一纪念碑，上面写着：“为了纪念他们忠于耶鲁的传统，为自由而牺牲者。”

9月17日

早8时，严志雄来，陪我到18楼用早餐。然后一起去一家银行，把演讲报酬的支票换成现钞。

上午10时，到研究院三楼孙康宜办公室。我将《中国文化》第三至五期送给她，她送给我她的《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情缘》。

然后一起到四楼，听一位日本学者的演讲。讲北岛的诗，快讲完了，人也不多。这名日本学者的太太是中国人，叫陈薇，曾在《文艺报》工作过，1986年去日本，两个人结了婚。

他讲北岛诗，涉及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孙教授叫我发言。我只好讲一点看法，讨论一下活跃起来。

中午东亚系请吃饭，在耶鲁一个“古老”的餐厅。孙先生说：如果不来这里，就不算到耶鲁。墙上密密地挂着耶鲁一二百年前毕业生的照片，有和哈佛比赛的足球队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满墙都是。为的是展现这所大学的传统。

餐桌也是当日的旧观，上面坑坑洼洼，刻有各种不规则的字母——真正是“古老”耶鲁的再现。这间餐厅不许照相。

一起用餐的有孙教授、郑愁予先生、陈薇和她先生，还有两位美国教授。

下午1：30，台湾来的一位叫刘裘的研究生，陪我参观图书馆和耶鲁校园。在图书馆整待了两个小时，看了大半中文藏书。内容真是丰富，羡慕何极。图书馆馆长龚先生陪着我。没想到龚先生竟是汪荣祖的同学。他说弗吉尼亚大学没多少中文书，汪荣祖如果在这里该有多好。但他来不了——龚先生说“也在运气”。

我看到一本《散原精舍诗手稿本》，请本家刘同学代为复印。本来计划看图书馆后，再看校园，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看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俱乐部。加入者的条件，须对那个时代的艺术、文学比较熟悉。刘裘加入了。她有钥匙，可以自己打开进入。她带我看了看。古朴、幽雅——可以在这里交谈，随意用茶点，和哈佛教授俱乐部相似。

约好下午4：00在孙教授办公室会面。刘裘说：刘教授在图书馆不想出来了。

接着和康宜到街上一家咖啡店小坐。她谈起她的身世、经历。

然后一起去康宜家。刚到，她约的一位张先生也来了。张是从北京来的，已来六七年，在耶鲁教汉语。

我们参观了康宜的藏书。她的书，以明末、清初的著作最集中。她先生是工程师，在纽约工作。

然后去一家餐馆，康宜请吃中餐。

餐后有抽签——我抽的英文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懂得怎样交一个好朋友的秘密。”

孙康宜说，这个太准了。这次自到美以来，每次中餐，我抽的签都准。好像冥冥中在指示着、启悟着我的一言一动。

9月18日

早8时，严志雄来，一起到18楼吃早餐。饭后回房间取手提行李，11点到孙康宜办公室。社科院的赵世如先生也去纽约。11点30，孙康宜请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浦安迪来了，我有些认不出了。我们1986年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见过面。他瘦了，黑了，学问大进益了。

午餐后，浦安迪送我去纽约，赵先生同车。

在耶鲁，康宜待我为上宾，推心置腹与我交谈，也是人生的缘分。

从纽黑文到纽约，浦安迪开得车速很快。赵先生重听，我尽量与浦安迪说话。他问我周汝昌的情况如何。他正在完成《红楼梦批语偏全》一书，我建议他在中国也能出中文版。

下午2：30从纽黑文出发，4：00到纽约。事先约好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一家咖啡馆与陈淑平先生会面。她是乘火车到纽约的，下午2时就来到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浦安迪的车刚停在咖啡馆前，淑平先生就看到了，举手向我招呼。

我们一起小坐了一会儿，然后乘地铁去普林斯顿。淑平认识的两个青年人送我们到地铁入口。乘到七十几街出来，改乘去普林斯顿的火车。在地铁里，淑平先生说：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们早就传说纽约的地铁可怕。其实也是安全的。特别上下班时，人们都乘地铁。纽约不好开车、停车，人们都是把自己的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换乘地铁。淑平先生调侃。我也说没有看到蒙面大侠。

到普林斯顿站，已是下午6时了。淑平先生开车与我一起回家。在车站她给英时打了电话。在哥大门外的咖啡馆，我到了之后，她打电话给孙康宜，告知我已到达，完成与浦安迪的交接。回到家又打电话给孙，告知已经顺利到家。

我们回到家里，英时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我归来。祝贺我在耶鲁的成功——他早得到孙康宜的快报了。他给我写了三幅字——两张条幅，一幅诗版。每一幅都是我喜欢的内容，都很对我的境况。其中一幅是他离开耶鲁到普林斯顿执教时写的一首七律，我在孙康宜办公室看到，手录在本子上。一定是康宜向他说起，他知我喜欢，写了下来。

另一幅是一首七绝：“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名字的梦溪二字，都嵌入在一二两句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心意相照，有如此相同者。

诗版写的是杨万里的《桂源铺》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过前村。”真吾情境之写真也。

我在耶鲁三天，英时、淑平夫妇显然对我有所评议——所以淑平说出：友直、友谅。我们初相识，英时夫妇待我如此热情，我还直陈自己的看法，而对英时先生的学问世界和人生世界，我抱持的是“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出自彼此信任也。

晚饭是淑平先生早准备好的——烙的薄饼，四五样精致小菜，卷饼吃。此是以亲切的家礼待我，在英时夫妇也是少见的。

饭后又论学——我们畅谈文化、学术、历史、经验、未来。最终得一圆解：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当晚又住宿在英时家。加上刚来的头两天，共住宿三个晚上。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待客隆仪。

9月19日

下午祖言弟从宾汉顿大学开车来接我。上午仍是与英时先生叙谈的时间。他想起一首诗，七八两句是：

平生愧负名师教，
欲著新书绢未裁。

我一看此两句的句意，正合于我与英时的关系。此次与英时先生订交，是我友亦吾师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风义生平师友间。”亦可作为我与英时先生之写照也。

早晨起来得比较晚，睡得极安稳。醒得并不晚，只是未即起而已。我听到淑平先生很早起来烧水、做早点。后来英时也下楼了，两个人用最低的声音说话，后来连最低的声音也没有了。为的是不吵醒我，让我多休息一会儿。

我想再见一见王汎森，英时立即打电话请他过来。

与王商量“经典”丛书傅斯年卷，可否由他来编选——他当即同意。英时提出，傅可与顾颉刚合卷——简直妙极。这样，便决定傅、顾卷由王汎森来编校了。我给他一份编例和汪荣祖的萧公权卷范作，约定明年5月交稿。

中午英时夫妇请王汎森和我一起用餐。

下午1时40分，祖言弟开车来到余宅。

英时先生开车在前面引路，送我们到普大校园。普大一位教授等着与祖言会面。接上头后，英时才离去——走很远，车子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时先生还伸出手来和我招呼。

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待我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凌云健笔，纷陈胜义，著述不辍，而尤以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独占文化史学一科的鳌头。而十年之后，又以八十有四的高龄，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月初版），研议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许多论述都是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其作为学说体系的整全和学术创发价值，为人文学界多年来所未曾有者。前些年，余先生荣获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后来又获得华文大奖“唐奖”，在英时先生可谓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

他只在1978年回大陆一次。但即便一次，也还是诱发了他的深切的中国情怀。他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已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页376）

他并且引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的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英时先生显然也有“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感慨，故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又极讨人嫌的废话。”这与我们国内学人有时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不是词达一理、心发一声吗？所以说者，为我有心，心既不死，其说焉止。

2006年12月15日，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通篇讲的是一生追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忘宣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我见到的英时先生，其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心志始终未变，内心世界极为单纯，惜时人不知耳。

2017年，我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出版，尝寄请英时先生指教，电话交谈时，他说：“看得出，你是多情之人。”则前述“你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和后来的“你是多情之人”，大约便是他对我的一种印象吧。

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傅斯年卷，因王汎森先生回“中研院”后事繁，改由欧阳哲生先生编校，亦附此为记。

2020年岁在庚子清明后二日增补重写于东塾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