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重点关注的学术案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这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入思想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契机。方法是从细读他们的著作开始。最先读的，是钱锺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先生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我都读了三遍以上。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画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

通信起因于1988年11月中旬，我和内子出差无锡，趁便访问了无锡新街巷钱先生的故宅。回京从一位小友处得知，钱先生已经获悉有人去他老宅拍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好秘而不宣了。于是我在当年的12月1日，给钱先生写了一信，具道首尾缘由，并附呈在钱宅拍的照片四张，请求宽谅我们的冒昧。

12月7日，钱先生写来了回信。为保持原真，兹将钱先生回示抄录如次——

梦溪同志：

来信使我惊愧交集。我是老病之人，知道你大病初愈，很有“相怜岂必病相同”（拙句）的情味。承寄照片，看了全不认得，也许房子变得太厉害了，更可能是我自己变得非复故我了。我对旧事不感兴趣，也懒去追忆，因为记忆是最善于捣鬼撒谎的，而忘怀不失为一种心理保健。来信说对拙著反复阅览，我就请你翻看《管锥编》497～8页论“华子病忘”的一节。我于1935年出国后，只回家两次，一次半天，一次一天一晚。吴女士不识何人。静汝侄女六年前曾来京相访。我不值得你费心研究，真诚地劝你放宽视野，抬高视线，另选目标。我自己有个偏见，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吴忠匡君的文章记事尚不失实，抄出的诗多不是我称心之作——也许当时没有给他抄存，也许他的诗识和我的不同。是否值得英译，我不便表示意见。中外一些刊物和学会邀请我挂名“顾问”“理事”甚至“名誉主席”之类，我一概敬谢（得罪了不少同志）。虽然“政策是区别对待”，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便破例，务请原谅。祖芬女士的文章，我们钦佩已久。你有这样一位“文章知己，患难亲人”，可喜可贺。杨绛的小书承你青眼，她也感愧得很。草此后谢，即叩双安

钱锺书敬上，杨绛同候，十二月七日

凡我信中涉及的事项，钱先生一一作答，无一遗漏。因为我当时正在做的题目是《中国三大批评家：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后来此书没有写成，原因倒不全是钱先生的忠告，而是读完钱之后读陈，竟陷进去未能出来，变成专门研究义宁之学了。由于我信中提及，有撰一钱、杨简谱之想，故钱先生回以“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的妙语。

吴忠匡是钱先生尊人钱基博的学生，抗战时期曾一起赴湖南蓝田师范，以此知钱先生事甚详，所为文后来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刊载。《中国文化》创刊时，原拟同时出版英文版，所以涉及钱诗的英译问题。我信中还婉转陈词，询问可否请他破例俯允做《中国文化》之学术顾问，他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虽然‘政策是区别对待’，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便破例，务请原谅。”(www.daowen.com)

钱先生在信的开头说：“我是老病之人，知道你大病初愈，很有‘相怜岂必病相同’（拙句）的情味。”当时我的确生过一场不小的病，迁延经年，至1988年夏天，始逐渐康复。只是不知道钱先生何以知之。他顺手拈来“相怜岂必病相同”句，让我感动得不知何似。也许只有钱先生信中使用的“惊愧交集”四字，庶几近之。而在来示结尾处又写道：“祖芬女士的文章，我们钦佩已久。你有这样一位‘文章知己，患难亲人’，可喜可贺。”不仅当时，即三十年过后的今天，仍让我感动得热泪涌动。特别“文章知己，患难亲人”一语，愚夫妇惊喜感愧，始终铭刻在心，难以忘怀。

钱先生此信我们收到没有几日，又收到他另寄的一页法书，用的是荣宝斋宣纸印笺，上写《还家》诗一首：

出郭青山解送迎，劫余弥怯近乡情。
故人不见多新冢，长物原无只短檠。
重觅钓游嗟世换，惯经乱离觉家轻。
十年湖海浮沉久，又卧荒斋听柝声。
（原注：寇乱前报更旧俗未改。）

诗后题识为：“余一九四六年回乡一宿故家，尔后未至无锡。梦溪祖芬贤伉俪寄示旧宅照片，因忆此诗，录呈雅教。”最后是钱先生的钤章。读钱先生的信，是一种享受，每一封都要抖几个包袱，至少也要抖一个。真的是妙趣横生，无人可及。

1998年钱先生病逝时，我正在哈佛访学。内子的《不敢见钱锺书先生》一文，即写于北美，其中记叙我们与钱先生书信往还的一些细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当我们与钱先生通信那段时间，经常是又怕打扰他，又盼望接到他的信。一天早上，内子跟我说：“钱先生希望我们去看他，我有感觉。”我是相信祖芬的直觉的，如同她也特别相信我的直觉。当天晚上就接到了钱先生的信。可是直到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去看望钱锺书先生。一次，好友汪荣祖先生来北京，他约我一起去拜望钱先生。说了很多理由，觉得我应该去看钱先生，而且是跟他一起去，不必心存疑虑。结果还是没有去。缘由何在呢？也许，就是内子文章的标题标示的：“不敢见钱锺书先生。”

虽然我未曾见钱先生一面，但他对我精神世界的影响可不小。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也许是以钱著为日课的缘故，梦里经常出现钱锺书先生，有时还有杨绛先生。真而且真，如同亲历。说起来，我的梦还真有点讲究。七十年代，经常梦见的人是周恩来总理。八十年代是钱先生。九十年代，时而会梦见余英时先生。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梦中人经常是季羡林先生。

梦到季先生或余英时先生，第二天我会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但梦见钱、杨两先生，始终没敢惊动他们。

2016年8月17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