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季羡林先生始终没有变过。现在是这样，三十五年前也是这样。

我不是北大毕业，但有幸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在听季先生的课了。那是1961年，季先生给人大文学研究班上专题课，讲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当时我还是本科生，听研究班课，是经过系主任特许的。季先生讲课的内容，不觉得有太多的特别之处，主要是亲切平易，便于接受，不像萧涤非先生，讲到动情处，会用拳头敲打桌子。季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他的穿着打扮：剪得很短的已经白了的头发，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和一双圆口的黑布鞋。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也是这样的打扮，如果远远地看，有时还不好分辨呢。穿得笔挺而有派的，是吴组缃先生和侯仁之先生。

后来我想，也许越是精通外国学问的越愿意使自己的装束中国化，而研究自己固有学术的学人则常常具有世界意识。不管我的痴想对不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再见到季先生的时候，他的穿着确实还是和六十年代一模一样。大学我念的是中国文学，毕业后用力较勤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对外国的东西心有所好，却不能进入，因此季先生的关于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学的著作，可以说我是茫无所知。他送我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也没有好好地看过。但我喜欢读季先生的散文，《夹竹桃》《春满燕园》《西双版纳礼赞》等名篇，六十年代初在报刊上发表，就兴奋地阅读过。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季先生的散文合集，有了通读的机会。

季先生的散文，一如他的为人他的讲课，朴实无华，隽永平易。如略加分别，早期的风格显得低郁惆怅，更接近于诗，五十年代之后，调子渐趋明朗。总的看，他写的是复调的散文，有时甚至有繁丽的特点，只有诗情浓郁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尤令我诧异的是他的体物之细和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往昔的回忆、异域的风景、人情的翻覆、节候的变换，都可以漫不经意地在笔下化作优美的文学意象。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因梦集》，写在印度见闻的《天竺心影》，作者的角色不期而然地发生了转换，已由超离的学者一变而成为极富人生关切的抒情诗人。

当然他感受最深切因而写得最多的是校园生活，他热切希望春天能够在校园永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暮春的晚上，他走过燕园，看到教职员宿舍里流溢出来的灯光，于是“心里一愣，我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作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看了进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来说，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似乎都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而第二天早晨，他再次走过校园，看到了更为动人的情景：

这时候，晨光初露，晓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处，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如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进去。

在季先生的眼里心里，如果教师可以心无旁骛地备课、研究、写作，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而不必受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就已经称得上是校园里的春天了。

他情不自禁地写道：“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所以他这篇散文的题目叫《春满燕园》，写于1962年5月11日。然而燕园的春天是短暂的。“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没过多久，前所未有的寒冬突然来临，而且是那样漫长而黯淡，直到十多年后的1979年，季先生才有可能和有兴致再来写《春归燕园》，他说：“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www.daowen.com)

校园里男女大孩子们渴求知识的青春律动，永远是季先生学问生命的不竭的源泉。随着祖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季先生迎来了自己学术创造的高峰期。继长篇译著《罗摩衍那》竣事出版之后，《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罗摩衍那初探》等论文集和专著，以及近十万言的《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和吐火罗文不同文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系列研究，都出版或发表于这一时期。正在撰写的《糖史》，则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个案研究的一部力作。而中华文化的特质、整合规律及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更是季先生近年集中思考的大课题。他有感于钱宾四先生最后一篇文章阐述的证道观，多次著文论述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全身心地期盼本民族的文化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强势文化。为此，他除了自己著述，竭尽全力支持、护持有志于此道的中青年学人，在这方面我个人有深切的感受。

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是1988年开始筹办的，老辈学者中第一个给予全力支持的就是季先生。他高兴地出任学术顾问，并提供新作《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给创刊号发表。待到翌年秋天《中国文化》正式创刊出版，季先生喜不自禁，说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本刊物。接着，第二期、第四期、第九期，都有季先生的文章。在一些学术活动的场合，他也常常提到《中国文化》。有一次可能是学界的朋友误传，说《中国文化》由于资金困难，面临关张的窘境。季先生非常焦急，专门派一名弟子向我问讯，得知尚能维持，才放下心来。

不知底里的人，很不容易理解已是耄耋之龄的季先生，何以还要参加那么多社会性的学术活动。其实，他是想以自己的影响力并通过言传身教来激励后学、推扬学术。他觉得我们大家都耽搁得太多了。我个人平时很少去打扰季先生，但《中国文化》杂志和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召开的有关专业学术会议，季先生总是有请必到。1994年夏天，中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所举行，一整天的会议，季先生自始至终端坐在会场，倾听发言，参加讨论。季老如此，会议便开得格外认真，国内学人、印度文学院的客人都非常满意。

季先生是陈寅恪的学生，其治学方法深得陈学肌理。我本人因近年一直在做陈寅恪研究的题目，因此多了一重向季先生请益的机会。记得一次在季先生书房，他捧来上面有陈寅恪批语的《高僧传》让我看。他说“翻翻，感受一下”，这句话，对我的启示甚大。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方法，一向以重原典实物著称，季先生也是这样，他启示于我的，是通过原典实物感受做学问的方法。的确，自从看了《高僧传》的批语之后，我对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的理解，更具象化也更立体化了。尽管对义宁之学的具体看法，在理解上我与季先生有不尽相同之处，季先生比较强调陈氏祖孙三代的爱国主义，我则更看重陈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两年，季先生结识了一位泰国的石头收藏专家，“奇石馆主”周镇荣先生。他称这位周先生为“石癫”，并写出文字记盛。后来他知道我也有“木”“石”之好，便欲安排与周先生会面。因当时正在准备一次国际会议的论文，也由于自知己之所好不过是略寄自然之趣，不足以见告于大方之家，遂未果。但季先生写来一信，说：“一个人‘癫’石或者‘癫’木，并不容易。那些癫名癫利的人，至死也难以理解。这个境界他们永远达不到的。我微有癫意，只是忙于其他事务，至今也还没有成什么气候。”

这就是季先生，我所尊敬的教我感受学问的季先生。

原载1996年10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