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先生在台北逝世，我感到很突然。他患心脏病多年，但近年大体平稳。2016年春天赴台出席两岸文化论坛，我还在3月23日的下午，专诚去南港家中看望了他。他看上去还好，主要是思维障碍严重，能记住的往事寥寥无几。反复说当年在泉州，由于家境不好，不得不到台湾大学读书。当下的事，甚至我们上次见面的情形，已经很难进入他的记忆库存。耳朵重听，经夫人刘时莼先生附耳大声重复，仿佛略知所谓。“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寿安教授先我来到亦园先生家里，约好一起见面。有时是经过寿安再次重复喊话，他似乎听懂了一两句。后来我拿出内子陈祖芬的一本新书《我的小小世界》，其中一幅照片是雅美人的一只特殊的船的模型，好多年前李先生送给我们的，他认出是内子喜欢的那种船，微笑着点了点头。

说起这个雅美人船的模型，还真能见证我们和李先生的交谊。那是1995年11月下旬，应“中研院”的邀请前往访学，时任史语所所长的王汎森先生督理安排此事。主要项目是在史语所和文哲所各作一次演讲。当时恰值张光直先生担任“中研院”副院长，李先生说：“梦溪是张先生和我共同邀请的客人。”我和张光直先生另有因缘，早在九十年代初，他来国内时，就见过面。1992年9月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又多次与光直先生晤面交谈，还去了他在哈佛人类学系的办公室。嗣后因他与国内合作的一个项目，又两次来过北京，每次都承他枉顾寒宅，亲切得如同自家兄长。尽管帕金森病当时已经在残忍地折磨着他，他仍然乐观幽默如初。只是走路时，第一步跨出去甚为艰难，至有稍一不慎便会摔倒的情况。

一次请他在离我家比较近的凯宾斯基饭店吃自助午餐，台湾的一个女研究生陪扶着他，我也在一旁照拂。张先生想自己看看菜品，结果走几步便一下子摔倒了。他摔倒的刹那，我欲挽拉而力气不够，一下也站不住伏倒在他身体上面。我的身体和他的身体交叉成一个十字形，但下意识地怕碰到他，只两手和双脚着地，作拱形的桥状。此刻正值内子取菜回来的当口，她一惊，也仰面摔倒在地。她人摔倒了，手里的餐盘却稳托而没有撒出。在服务人员帮助下，我们互相搀扶着慢慢起来。餐厅女服务生过来照料，她说刚才你们摔倒的姿势，别提有多好看了。张先生没听清服务生的话，我告诉他：“她说我们摔得好看。”“好看？那我们再摔！”张先生以轻松的幽默为惊险的一幕作结。

李亦园先生看到我们和张先生原来就熟悉，高兴得更开心了。他也知道了我和余英时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是忘年好友。他于是说：“你们的好朋友，也都是我的好朋友。”其实和他们几位，也都是不知缘由，一见如故，如同宿契。我和李亦园先生初识于1993年3月，在香港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但未能多作交谈。次年，1994年秋天，在杭州召开的“文化中国：20世纪的回顾和21世纪的展望”国际研讨会，我们有了充分交谈的时间。他看到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颇为赞许，探讨了他担任理事长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有可能作为资助方的问题。此事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大陆的管理方不同意在出版物上标出“蒋经国”的字样。但我与李先生的友情从此结下，后来在北京和台北多次见面，通信也有多通。1996年12月18日和25日，《中华读书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刊载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曾寄样报请李先生指正，李先生写来了回信，鼓励有加，称为思想学术领域的重要创获。

李先生是海内外影响深远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大家，他的《人类的图像》等著作就是这次亲手送给我的。我们还从李先生那里知道了我国考古学界的一条“潜规则”。受邀到他家里做客，居室俭朴不用说，印象最深的是没有任何一件收藏品。京城文化界好友往来，如果是第一次探访，往往会出示一两件珍藏的善本图籍或其他“宝贝”。但李先生说，考古学界有一条大家都遵守的规则，即从事考古的从业人员不收藏。后来我向李零先生求证此事，他说确有其事，北大的老辈如宿白先生、苏秉琦先生都是如此。而且李零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方面比较混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夏鼐曾专门对此规则做过强调，还有原“中研院”院长李济先生也是此规则的坚定守护者。我作为长期从事文史研究的一名学人，此事让我对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专家油然生出深深的敬意。

我在史语所演讲之后，当晚李亦园先生在101宴请，张光直先生、王汎森先生一起往赴，大家谈讲甚乐。我和内子印象最深的，是李先生的点菜本领，他能够让每个人都感到丰富可口，而数量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他是“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身为“中研院”院士，仍把民族所作为自己的学术家园。他陪同我和内子到民族所的博物馆、图书馆参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博物馆的很多藏品都是他亲手搜集来的。大厅展示橱柜里的一个特殊的木船，吸引住了我们的目光。内子尤其被吸引，驻足看个不停，夸赞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亦园先生详细介绍了生活在台湾东南部的雅美人，说他们是爱美的族群，衣装头饰非常漂亮，人口不多，族群特色保存完好。又说这次来不及了，下次时间充裕，可以带我们到东南部去看看。(www.daowen.com)

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离开“中研院”的头一天，李先生送来了一件礼物——我们为之叹赏的那只雅美人大船的复制品，按比例缩小到可以双手擎起的一只小船，形制色彩和原物一模一样，做工精良，美不胜收，如同那只大船生出的一个宁馨儿。内子高兴得如获至宝，内心充满了温馨和感激。2016年春天看望李先生，一看到内子《我的小小世界》书里那只雅美人小船，他就微笑着恢复了记忆。

孰料仅过去一年时间，亦园先生就撒手尘寰，离我们而去了。时间是2017年4月18日晚7时。获知消息后，我打电话给李夫人刘时莼先生，她讲了前后经过，并说长男李子宁过些时会到北京看我。8月13日下午5时30分，子宁在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曾少聪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家。带来李先生生前嘱托交付的两件礼物：一方袖珍砚台和一枚精巧的图章。我感到了李先生情谊的深厚和情感的挚重。子宁沉默寡言，几乎没说什么话，但身负其父重托和交付之后的心情我能品度出来。当时我正患腰疾，晚上他们还有另外的约会，不到一个小时就握别了。

2016年12月，我的《切问而近思——刘梦溪学术访谈录》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时，序言里曾写过一段话：“本书所收之与余英时、与史华慈、与金耀基、与杜维明、与傅高义、与狄百瑞、与陈方正诸先生的访谈，无异于躬逢思想的飨会，真是非经过者不知也。史华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时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维明的理性低徊，傅高义的亲切阔朗，狄百瑞的陈议独断，陈方正的科学思维，都无法淡化地留在我的心里。本来还有两位于我也是亦师亦友的学问大家——张光直先生和李亦园先生，也曾有过访谈的设想，不料阴差阳错失却机缘。”后记的结尾处又重复写道：“本来还有两位于我也是亦师亦友的学问大家——张光直先生和李亦园先生，也该留下和他们访谈的记录。其实还有许倬云先生，我们在南京曾谈得彼此下泪。可惜这些都完全无此可能。”特别是李亦园先生，我们本该有机会完成一次访谈对话的，因为2000年7月“中研院”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李先生也邀请我和内子参加了，如果当时找下午或晚上的一两个时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是如今，只剩下一缕无法排遣的遗憾留在了我的心里。

我对李亦园先生始终有一种包含着歉意的难以忘怀。

原载2020年11月2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