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7月1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坐在我旁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信息。看后不禁一阵惊惋，良久闭目无语。季先生走了，我知道是真的，可还是感到突然而震撼。不可思议的是，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任先生离去的时间在早上4时30分，季先生离去的时间是上午8时50分。任先生比季先生早走了四小时又二十分钟。是上天设谜，还是造化弄玄？在这燠热的7月，当此大师稀有的时代，两位名副其实的人文学领域的宿学大师，竟不期而然地同年同月同日而逝。

季先生生于1911年8月6日，享年九十八岁，任先生生于1916年4月15日，终年九十三岁。他们都出生在圣人之乡山东。我和任先生平时接触得比较少，但他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佛道二教的造诣，让我肃然而起敬心。他思维敏捷，文笔简洁，不徇不苟，言必有中。请益多而又对我为学做人有重要影响的是季先生。2000年8月，当季先生华诞之际，我写过一篇《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试图从晚清以来我国学术思想流变的角度，探寻临清之学的范围和贡献。近来人们颇有些谈“大师”而色变了。其实大师当然是有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任、季两先生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大师而当之无愧。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称作国学大师，依我的看法，季先生的学问远远超出了国学的范围。

季先生所专精的学问域区，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印度学和中亚古文字学，这可以他撰写的《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研究》为代表；二是梵典翻译之学，以其所译述的《罗摩衍那》《五卷书》等梵文经典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代表；三是佛学义理和传播之学，以他的两论《浮屠与佛》、三释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为代表；四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晚年所著的《糖史》为代表。一个学人如果能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学有所成，已属难能可贵。而季先生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这是一些相对冷僻的学术域区，应该属于东方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称季先生为二十世纪世界东方学的重镇、印度古学研究的巨擘、梵典翻译的大师、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不大会有人提出反对的理由。

季羡林先生同时还是一位从事散文写作的文学大家。真正的大学者都是有性情有关怀之人，单一的学问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生命需要。就像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马一浮既是大学者又是大诗人一样，季羡林先生在致力于艰深的专门研究的同时，从未间断他所喜欢的散文写作。那是一些极有性情的文字。很多人知道季先生，并不是因为他通梵文，治佛典，对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有独到的研究，大半是由于读了他的随意而发的散文随笔和文化批评。他一生散文作品近二百万言，同样是临清之学的组成部分。散文之于先生，是学问的别体，而不是学问的余事。

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贡献，是季先生最后二十年最为关心的问题。他写了大量文章，从史实和学理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仔细研读汤因比和李约瑟的著作，甚至不经意地做了一次预言家。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个世纪头十年还没有走完，季老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情可悯，其意可嘉，其心至善。对此我在《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中写道：“然先生并不以钩索沉隐于绝学之域自划，犹沛沛然尽有不能放释之入世情怀。故心系家国，每做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常鸣旁通之秘响。睹西方势强、国性不立，反对文化霸权，遂倡河西河东之说；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记。”

季先生从北大朗润园自宅移住301医院之后，每年我都前去探望。遗憾的是，从此他无法再参加我们的“新年嘉会”和“金秋有约”了。2001年1月6日的“嘉会”，季先生抽得的签语是“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在座的龚育之、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王蒙、严家炎、沈昌文、董秀玉诸友，都说这个签只有季先生当得。后来的雅聚，季先生虽不能参加，仍然愿意听我和内子讲述聚会的一些情形。最近一次看望季先生，是2009年3月16日，我带去了比利时的巧克力和德国的奶酪。蔡德贵先生说，先生近来有点喜欢这类食物。除了视力不济，一切都是好的。面色红润，思维清晰。听说有新鲜的德国奶酪，他笑了。(www.daowen.com)

这次他出人意料地谈到了生和死的问题。他说东西方对长寿的态度不同，西方人对长生不老没有感觉，“寿”这个字外文几乎表示不出来。东方，特别是中国，却相信“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口吟诵古诗，一句不漏，一字不错。还夹杂着英文和梵文。范曾教授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时，季先生写来的贺语，是“善来”两个字，旁边就注有梵文。他还谈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和“侠”的问题。他说“士”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士”，不仅讲学问，而且讲骨气。中国古代的“士”有文士和武士的区别，武士需要有“侠”的精神。他感叹现代的“士”和“侠”不容易看到了。不过也不是根本没有，他说自己最欣赏的一个有“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过架的彭德怀。还有梁漱溟有“士”的骨气，不过，季先生说此人也跟人吵过架。他还要继续论述下去，护理人员不同意了。我们当即告辞，先生似意犹未尽。

不料，这竟是我和亲爱的季先生的最后一面。

季先生留给我们晚生后学的精神财富是无比丰富的。留下的空缺同样无比巨大。看不出还有谁能填补他的位置。记得季先生多次说，在生死这个问题上，他想得很开，但也绝不愿和他的那些老友比赛。在这个问题上他甘居落后。这不，九十八岁的季先生走了，九十三岁的任先生也走了。但任先生走在了季先生的前面。

今天下午从长沙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成一副挽联：“大哉上庠贤夫子岂云已经西去，浑似乡舍朴老翁知是原本善来。”季先生的百岁人生，福泽遍及学林学府，而人格朴厚得如同一位与大地合一的乡间老人，自是善来。他的精神履痕也必将永留人世间，无以遮蔽地沾溉后学。谁说季老已经驾鹤西行？不，他还在北大，还在中华文化的层林翠柏之中。

2009年7月13日晚9时30分初稿，次日上午9时30分改毕
原载2009年7月27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