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得很远，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需要来参加。当然首先是对刚刚故去不久的周先生表示我的缅怀和敬意，真诚的敬意。我跟周先生平时接触不多，大概在座的几位了解，我和所有研究红学的老辈接触都不多。

周先生的红学成绩，我想可以从几方面来讲。一是在红学史上，周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真正讲红学史，当然也有的认为从最早的书一问世，乾隆年间出来抄本，脂砚斋加批注，红学也开始了。但实际上的近代红学，还是应该从王国维先生、胡适之先生、蔡元培先生的著论开始，中国现代学术的红学一科是从他们开始的。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它一开始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单独的门类，成为红学一科。而且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开端来讲，它居然是非常早的，因为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在1904年，大家知道，王先生的方法是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的理念，来重新解读这部古典大著述。

因此，现代红学的开端，首先要追溯到王国维王静安先生，1904年他发表《红楼梦评论》，为现代红学开一新局。然后是1917年，这个年份我忘记了，在车上请教中华书局的一位何先生，他帮我查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问世在1917年。三年之后，1921年，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发表。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学者，跻身红学，各立一说，观点不同，却彼此尊重，他们的著作开启了红学研究的三个流派的起点。

我称王国维先生是小说批评派，蔡元培先生是索隐派，胡适之先生是考证派，他们是为红学三派建立新典范的人物。过去讲这三派的时候，很容易有所轻重，现在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大家对这三派比较能够公正地看待了。他们都了不起，考证和小说批评不用说，索隐也同样了不起。特别是现在，当大家越研究越深入的时候，觉得索隐派所揭示的这部书的内容，很可能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最近我读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技术物理的老师写的一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我不认识作者，她给我寄来一本，书名叫《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探讨《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含着激情写的一本著作，语言非常顺畅，也不是没有相当道理啊。这是一位很有专业成就的女教授，叫钟云霄。还有土默热的研究，尽管不能为众多红学专家所认可，其合理成分也不是完全没有。

对于红学的各种流变，后来很多曲折的历史，我不讲了，主要想说周汝昌先生在现代红学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1948年，他在《天津日报》发表了曹雪芹卒年的重新商兑以后，他自己在这个学科上的起点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得到胡适之先生的重视，采纳了他的“癸未说”，当然，胡先生后来有变化。曹的卒年，现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不去说它。重要的是作为周先生红学研究的起点，从1948年开始，他就完全以自己的特见、新见、创见站立在红学研究的舞台上。紧接着，没有几年的时间，他的《红楼梦新证》就完成了，出版是在1953年。他得用多大的精力、毅力、创新的能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写出这部《红楼梦新证》。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是一个标志，如果说周先生从一开始就站在新的里程碑的起点上，那么，《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则确立了他的红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地位。这部书是真正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所有关于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材料，几乎被他搜罗殆尽。许多世不经见的稀有文献他都找到了。我们不大容易简单称一个学者的一部书就是经典，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梳理过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选出那么多人，有四五十家，重新编纂出版，我称他们的著作为经典。但我今天可以讲，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它是一部经典，它是红学这一学科的经典。不仅如此，在红学三派当中，《红楼梦新证》又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的著作。他建起了一座大厦，如果说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开辟了一些思路，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周汝昌先生则是把有关《红楼梦》作者的相关材料和问题，构建成一座完整的大厦，这个大厦像迷宫一样吸引人。红学成为二十世纪的显学，和周汝昌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强调周先生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上，在现代学术史的红学一科中，他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但是他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红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是红学的相关分支学科的开辟者。正由于周先生的研究，才产生了曹学。一开始，其他的研究者是以批评的眼光来看的，说周先生不是研究《红楼梦》，而是研究曹雪芹，研究他的家世，这是曹学。后来我们这些人仔细一想，曹学有什么不好？那样丰富的和整个清史连在一起的学问，难道不值得尽我们的毕生之力吗？所以周先生是曹学一科的开辟者，而且几个相关的专学，脂学、芹学、版本学，这些名称是不是周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而且他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当时我们不一定很理解，他说什么叫红学？只有对曹学、脂学、探佚学、版本学这些分支学科有独到的研究，才最有助于红学学科的树义。它们不同于小说评论的红学。这个话，只有学问做到相当程度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学问内涵。周汝昌先生的特论，是使红学和中国现代学术史合一的一种独特见解，《红楼梦》研究成为真学问，周先生与有功焉。红学研究的吸引力，无法不包括对背景、作者身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因为它有很多谜。依我个人的看法，周先生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鲜有人能与之比肩。(www.daowen.com)

我比较熟悉的一些人物，刚才讲到王、蔡、胡，那是早期的大师了，他们都有开风气的贡献，但其学问主体并不在红学，红学不过是他们的鳞爪余事而已。像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主要成绩在古文字、古史和宋元戏曲的研究。蔡元培是教育家、伦理学家。胡适的方面更广了。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非常重要的红学研究者，同时是作家、词学家。但红学在五十年代以后，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鼎足而三，这就是周汝昌先生、吴恩裕先生和吴世昌先生。这三位学问相埒，研究红学各有侧重，吴世昌侧重版本，吴恩裕侧重曹雪芹本人，周汝昌先生侧重家世。而学问根底，吴世昌先生所专精是词学，吴恩裕先生所专精是西方政治学。周汝昌先生呢，他用自己全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学问的素养来研究红学一科。就他们的《红楼梦》研究来讲，这三位我都比较熟悉，但是我觉得总成绩，周先生还是高于另外两位。周先生是典型的传统的文史学人，他的诗词是一流的，书法也自成一家。

我还感觉到，但没有做具体研究取证，这就是近一二十年，可能在座的更了解，我不是太关注，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一科，相关的著作我也很少读，包括周先生的文章看得也很少，但有时在电视上看到他，有时看见他的新书问世，我感觉他这一时期的研究，又向前跨越了，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各位比我了解，我想大家一定有话说。是不是可以说周先生近年的研究形成了《红楼梦新证》之后的全方位展开的一个新高点，这个高点调动起来他所有的学问，源源不断，喷流不止。

周先生学问的可贵在哪里？在于很多红楼梦研究者腹笥甚空，肚子里的货不多，当然这部书读得很熟，慢慢研究也能形成自己的见解，甚或自成一家，这个我们也不轻看。但周先生的学问根底，关于中国学问的文史根底，关于基本的考证功夫，关于对古代作品的赏析能力，他是一流的。他把他全部这方面的功夫和能力都用来集中研究红学一科了。因此他继《红楼梦新证》之后，又创造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高点。可惜周先生已经故去了，如果他在世的话，他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说，他还有许多新思想。他对一门专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广漠无涯的地步。他的研究是真学问，如同钱锺书先生讲的，真正的学问，那是二三素心人、荒江野老悉心培养商量之事，没有那么多节外生枝的事故。周先生的研究就是独处一室，也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如梁归智等等。因此对周先生毕生研治红学的成就，我们不可低估，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很高的评价。

尽管周先生临终前有些嘱咐，不开这个会，不这样不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点有负于他。他是《红楼梦》研究的泰斗，是二十世纪学术流程里的一位称得上大师的人物，我们要好好地纪念他才是。当然，任何研究学问的人，他的立说是不是全靠得住，不一定。王国维先生去世了，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纪念碑铭就讲，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王国维的学术也有可商量之处，谁的学术能没有可商可议之处呢。周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不见得每一点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细心体会他那种做学问的功夫，那种沉醉于学问的态度，叫我们感到钦佩。因为人文学科的真理性探讨，本来不像社会科学那么明显，有的是看其中的学问味道，不必因为哪一个观点或者不同的人事，就低估了周先生的学问，低估了他对整体红学的贡献。

原载2013年1月14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