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育之这么快地走了。因为他刚七十八岁，还是学问的盛年，我的好多师友都是这个年龄。

但也不是毫无心理准备。2004年10月7日，我们的“金秋有约”，除了季先生，于光远也来了，育之、小礼自然不会缺席，况且正值他们的金婚之期。这是育之脑梗塞住院的一年之后，他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手中多了一根拐杖。他抽得的签是：“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黛玉的咏菊诗，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也算吉签。我认识的熟人中，有好几位这几年或搭桥，或安支架，或装起搏器，效果都不错。我们开玩笑：“只要过河不拆桥，就畅通无阻。”

今年元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雅聚，小礼来了，育之没有来。我说还是心脏？小礼说现在主要是肾了，他的老毛病。不过，她说现在透析、换肾，都是成熟的手术。乐黛云几周前手臂骨折，裹着纱布，动弹不得。老友们纷纷过来看她，有的拿着酒杯，肢体动作过大，我于是用左手护住她的右臂。此特定情境之下小礼跟我讲育之，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有了一丝担念。就像2000年我南行养疴，古寺名刹多处看到朴老的字，因而心生悬念一样。此后每见到马惠娣，我都问起育之的情况。

马惠娣近年致力于休闲学的研究，五年前她来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休闲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她是龚育之介绍来的，原《自然辩证法》编辑部的工作仍继续。可以想见她和以自然辩证法名家的龚育之的渊源，以及和“老少年”于光远的渊源。她开的休闲学的研讨会，光远、育之必来，我有时错位侧席，也是为了见到育之。我同马惠娣讲：“你知道吗？我和龚育之可是渊源有自呵。其实我比育之小十二岁，和汤一介、乐黛云、孙长江、李泽厚，也是如此。电话里找汤一介，乐黛云接听，有时我会说：‘小弟刘梦溪。’但他们似乎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小，可能这就是所谓忘年吧。”马惠娣第二天清晨告诉我噩耗，当天下午打电话给小礼，我说二十多年前电影界有一对夫妇，感情甚笃，男的走了，女的几乎没落泪，送走夫君的当天晚上，就闭门续写先生未竟的长篇小说，直到完成出版。6月21日，赶去为育之送行，和小礼握手，她说：“我一定按你说的做。”

但昨天夜里小礼发来了她写的《花堪折时直须折》，记育之的病和直到离去的情形，和老龚的一篇遗稿《记我的第三个上级》，写于光远。我感到了小礼的寂寞。“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他们初识相爱时，互相勉励的话。小礼用做文章的标题，如今有点像谶语了。而育之最后一篇文章写的是于光远，口述，没有完全定稿。龚育之最后的文章，不写于光远又写谁呢？于光远不最后写，他怎么能够呢？于光远是伴随他一生的人物，知遇之情，惺惺相惜，命运同济，荣辱与共。人们见到于光远，总会想起龚育之。说起龚育之，也会提到于光远。

龚育之遗稿《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写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于光远的逸事，比如五十年代初期“肃反”，他们单位一个人的弟弟，被所在机关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要求在弟弟隔离审查期间哥哥不得去探望。其实，他哥哥还是悄悄地去了。于是追查，这位哥哥被逼得山穷水尽才承认有此事。担任该单位领导的于光远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育之说光远这番话，使他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陈寅恪标举对古今人物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揆情度理，于光远当时能够如此，自属难能。

当然，龚育之的文章也没有一味扬善，于光远1958年也唱过小麦高产的调子，但随后他真诚痛悔，说这是“科学处长不科学”。我不知道育之的为人为学的科学态度，只是由于他和小礼都是自然科学出身，还是受到了于光远的影响。于、龚二人，道相同，性格却不相像。于的心性中有浪漫和诗，龚则大事小事，严谨如仪。他的另外两个上级，赵沨和秦川，也都是自成格局的人物。六十年代初，我听过赵的讲演，有思想，有风度。秦亦见过，似初衷难易，定见不多。他们对育之的影响，应该都是正面的。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反正科学是龚育之毕生未尝或离的学术理念，而且知行合一。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认为历史真相不能原封不动地重构。因此听人讲自己见过或经过的事情，转述别人的观点和看法，遇有情节繁简的取舍或色彩浓淡的剪裁，往往谅之。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凡经他的口叙述的事情，其真实可信不改原样纤毫的程度，应无有过之者。这个人就是龚育之。我本人有时相信直觉，不否定神秘经验，认为貌可以相人，心可以通灵，情可以通神，育之不以为然。汤一介、王蒙也不认同我的“大有异议非常可怪之论”。

小礼电话中嘱告京城诸友，我给汤一介、李泽厚、王蒙、严家炎、邵燕祥、沈昌文、董秀玉打了电话。泽厚人在北美的科罗拉多，闻讯大惊。李泽厚比龚育之小一岁，少时同为长沙明德中学的高才生。一次校长拉他们到讲台，举起两人瘦骨嶙峋的小胳膊，说光是学习好不够，还要身体好。这个掌故，育之给我讲过，泽厚也讲过，版本完全相同。1996年第十三期《中国文化》，刊有程千帆先生的《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一文，颇及戊戌、辛亥以还长沙旧事，包括叶德辉1927年写的攻讦农会的那副对联：“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嵌“农会”二字于联首，横额“斌尖卡傀”，寓“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之意，可谓极尽挖苦辱骂之能事。传说他1927年被杀，实与此联语不无关系。龚育之是我创办《中国文化》伊始就聘请的学术顾问，但虽为顾问，却没有正式向他约过稿。出版多期之后，一次晤面，才提及如有合适文章不妨也给《中国文化》一篇。他说他关注的问题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异其趣。待看到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他说可以写了，但不完全是学术，只是一个更正，一段掌故，一点议论。这就是第十四期《中国文化》发表的龚育之的《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www.daowen.com)

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主要攻讦对象是民国元勋黄兴，因此文中提到，与其改长沙坡子街为黄兴街，不如把黄兴开始出名的长沙明德学堂改为黄兴学堂。当然也是讽刺语，并非真意如此。程先生《补注》说，明德学堂始建于1903年，创办人是胡之倓，辛亥后改为明德中学。恰好龚育之就是明德中学的学生，他说校长不是胡之倓，而是胡元倓，程先生误写了。而且他文中讲了一段有关胡元倓和黄兴的故事，特别能引发我个人的兴趣。黄兴应胡元倓校长的延聘，本来担任明德中学的体育与博物教师，但这位职业革命家，却趁机成立了华兴会，并在学校的实验室制造炸药，为长沙起义做准备。事情败露后，清廷追捕黄兴，胡元倓校长挺身而出，面对臬司厉声说：“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拿我就是。”不料那臬司意外豪爽，回说：“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了。”于是黄兴在胡元倓的保护下得以逃脱。我在当期的《编后记》里特地拈出这一故事，而且至今赞佩不已，不仅是勇于担当的中学校长，那个能顿时开悟的臬司，也不可轻看呵。育之在这个中学念书，他有福了。

育之的文章里还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叶德辉的死。叶是湘省大儒，字焕彬，1864年生于长沙，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淹通文史，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原来只读过他的《书林清话》，后来由于研究陈宝箴和1895年至1898年的湖南新政，这个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他是守旧派的一员大将，地位仅次于王先谦，而比王先谦更为强硬。抵制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曰“将祸我湘人”），评点维新学政徐仁铸的《P今语》，逼走南学会主讲皮锡瑞，都是此人所为。故1898年八月政变，维新派受挫，王、叶诗词往还，互相称贺，以至于王先谦赞许叶是当代的韩愈，有“摧陷与廓清之功”。而维新派的先锋谭嗣同和唐才常，也是湘省人士，其强硬态度又在叶德辉之上。谭嗣同说：“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当我钩沉发覆湖南新政这段历史故实时，义宁父子（陈宝箴、陈三立）固是题旨所在，其中所看到的湘人的拗强性格，亦不无感叹。虽然，“地齐”只是论学衡人的一项参酌条件，人物之妍媸美恶，岂地域所能决定哉。龚育之也是湘人，其性格尚不如是也。可见如太炎先生所说，“地齐”之外，“政俗”亦至关重要。

叶德辉之死就与“政俗”有关。发生在1927年4月的这件事，不是一件小事情，甚至两个月后自杀于昆明湖的王国维，与之也不无连带，哪怕仅仅是心理上的连带。龚育之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的文章，为我们透露了一条关于此公案的后续消息。这就是事过四十年之后的1968年10月，毛公曾放话：“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妥当的。”育之说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对此有记载。可惜毛公说那个时候他不在湖南，否则也许此历史的页册会作另外的书写？

龚育之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次，我和他探讨“一目十行”是否可能的问题，他说自己做不到，不过听说有一种阅读方法，不是按字按句按行，而是按页，就像照相一样，停留三秒左右，整个一页就记住了。但他说在书店里，如果从一个书架的左边看到右边，速度不快不慢，他可以记住全部书名。我好奇自试多次，所记不过十之四五，比育之差远了。还有他的读书之博，也令人惊叹。他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近二十年旁涉党史文献和法律政策。但新时期以来，他读了大量当代文学作品，包括王蒙、张洁、刘心武、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颇受他的赞赏。一次他问我《废都》看过没有，我说只看了开头。问他的印象，他说一般。

我结识育之，缘于老友孙长江的介绍，1973年秋天，他们两位同在一个临时的教育刊物，约请我写一篇探讨《红楼梦》与传统教育思想关系的文章。育之天生君子相，五官堂正，心宅透明，初见之下，即生好感。此后便常相往还。当时士晦民困，生命倒悬，友朋相见无杂言，但道妖氛恶。邓的复出与受制，给他带来了欣悦与困扰。他参与过诸多取向不同的文件的起草，文字上与闻国政，乾嘉诸老秉持的“实事求是”之义，他未敢或忘。此盖因科学立命始终是他的本我。但应制之文，捉刀之笔，其身不由己之艰难险阻，亦当为知者知之。

《石头记》早期抄本的一位署名脂砚斋的评者，颇谙作者身世阅历，常发为感叹：“屈指三十五年矣！”我和龚育之的相识相遇，今年恰好也是三十五年。没有想写文章，只送了一副挽联：“立命科学，不忽小节，敬谨修为，强记博闻，遍读百家书万卷；与闻国政，能全大体，忧先乐后，公私判然，安定天下笔一枝。”不敢称工，取意而已。但看了小礼的文章，文思涌动，往事如昨，拉杂写来，谨以为念——距育之之逝已一个整月矣。

2007年8月11日于京东寓所
原载2007年8月2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