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邓小平十分关心和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把教育列入了中共红七军前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且着力采取措施,抓好文化教育工作,办好学校,发展教育,讲究实效。
1.加强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不仅重视军事和武装斗争,而且极为重视教育工作。他始终把教育事业看作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红七军前委的教育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早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初,邓小平就非常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1929年9月,邓小平还在南宁工作的时候,就对右江东兰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各项工作给予指导。他要求广西党组织不仅给韦拔群领导的农军拨枪支、弹药,而且还要求大力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培养革命人才。同年10月,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重新成立后,就颁布了法令法规,其中对教育就作出了相关规定。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共红七军前委对教育的方针是明确的。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后,就颁布了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在内的政策。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经常过问教育情况,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雷经天、陈洪涛等要加强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其中就规定了各县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负责抓文化教育事业。如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就设有文化委员会,设主席1人,委员4人。在该县6个区、51个乡的苏维埃政府中,也设文化委员1人。苏维埃政府规定文化委员会的职责是“统计全区学(龄)儿童及失学的群众”“组织并训练宣传队”[1]。乡的文化委员,还增加“办理群众学校,强制儿童教育”“实行识字运动”[2]的职责,可见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善的。由于对文化教育建设做到层层有人抓,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在短期内就得到了发展。
2.重视社会文化宣传教育
社会宣传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争取群众的好形式。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宣传教育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教育群众,传播民主与科学精神,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将土地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邓小平十分注意对群众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他始终把对群众的大化宣传教育工作作为革命事业重要环节。1929年10月,他与张云逸率警备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到右江,与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会合。他说过“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10月23日,即邓小平来到百色的第二天,他就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会上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这时“党组织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之后邓小平、张云逸便派人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学校进行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号召人民起来革命。邓小平指示袁任远翻印党的六大文件和“十大纲领”等,在部队中进行散发;指示广西省立第五中学教师、共产党员杨柳溪组织青年学生宣传队,到百色县和附近农村各学校进行宣传,并身体力行,与张云逸、陈豪人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进行演讲,动员师生参加革命。他亲自过问《右江日报》的创刊和发行工作,使它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唤醒了民众,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奠定了基础。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邓小平对社会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1930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共红七军前委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一切工作向着群众”“扩大宣传”“加紧党内教育工作”[3]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肯定。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红七军政治部和各纵队组织宣传队下乡,并且利用学校这块阵地,依靠广大师生广泛进行社会宣传教育。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报》第44期就报道了《宣传队下乡的情形》,足以体现中共红七军前委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
3.注重干部训练和教育
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参加实践,取得经验,摸索规律,用以指导工作,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办学过程和培养人才问题上,邓小平运用教育规律,加大干部教育力度,强化干部教育,积极举办党政干部培训班,为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人才积累了经验。其间,邓小平所举办党政干部培训班,共有多次。下面以时间先后为序列出。
1930年3月下旬至4月初,邓小平在思林县真良村岑律屯一间农舍里开办了为期半个月的地方干部短训班,学员二三十人,主讲《土地革命》这门课。在这个小山村里,邓小平将从上海党中央带回来的文件材料对学员进行了宣讲,参加学员们讨论,启发大家,提高学员们的思想认识。
1930年4至5月,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村,邓小平又开办了一个月的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学员六七十人,他动手编教材、讲义,亲自讲课,参与学员讨论,并与学员一起到东里屯试办共耕社,参加了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活动。
1930年7至9月,邓小平又在恩隆县平马镇西街举办了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学员达到上百人,也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讲义、编教材、讲课。其间,令红七军主力集中在平马镇一带集训,组建教导队。他主持开学典礼,做形势报告,编写教材印发到部队各基层单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技能力训练。(www.daowen.com)
1930年10月,即在决定北上的转移路上,邓小平又在恩隆县七里区,结合传达会议精神,举办了一期右江党政干部培训班。这次培训班亦称为“燕峒会议”,虽然这次办班时间比较短,但意义非常重大。
教育教学是育人的活动。教育者亲自参与教学活动和教育实践,才能探索到教育规律,才能取得教育的主动权。在一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就有五六次担任了地方党政干部培训班和军部教导队整训班教育课程的主讲。实际上,这些培训班的举办,为发展正规教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邓小平对地方党政干部教育是极为重视的,也抓得很紧。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就谈到了干部培训问题,指出“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下,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多半是贫雇农”[4]。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邓小平和中共红七军前委对干部进行系统地培训。可以看出,这些教育培训,不仅是高层次的,更多的是基层的。只有不断地办训练班,加大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才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才能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邓小平也非常注重部队干部的建设。他指出,在部队中“开设政治军事短期训练班、对军官加以训练”。邓小平去左江后,张云逸等同志根据党委决定,“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1930年7至10月,中共红七军前委集中全军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集训,并组建军部教导队。集训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训连排干部。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亲自做报告。通过三个月的整训,全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加强。
邓小平在重视红军干部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地方干部的教育。《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指出“创造干部分子”“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5]193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也提出了“准备训练党的干部”。同年3月,他回到右江后,亲自在思林县兰芳村、东兰县武篆区旧州屯、恩隆县平马镇西街举办了几期党政干部培训班,每期学员多则上百,少则有几十人。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都在训练班上讲课。同时,邓小平还指导韦拔群在北帝岩(后改为列宁岩)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会干部,支持他在西山专门举办瑶族干部训练班。邓小平很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找民族干部谈话,讨论问题,进行理论培训,如壮族干部黄治峰、阮殿煊、黄永达等就时常得到邓小平的指导,后来他们都成为红七军的重要干部,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举办了一系列的党政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在思林县真良村举办的党政干部培训班讲道:“我们党政干部和赤卫队员,都要学习共产党的理论。不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就没有共产党的责任感。”在讲课过程中,他认真分析中国革命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形势,表彰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思林赤卫军,阐述了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重要性。他说道,山下的思林县城被敌人占领只是暂时的,坚信过不久,红军就可以把它收复。[6]他的话语,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其间,他还带领警卫连和思林赤卫军袭击了占据思林县城的敌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又过了一个多月,他和李明瑞、张云逸率部从黔桂边挥戈东下,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县城,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些思考题,让大家进行讨论。在教学活动中,还召开了讨论会。讨论中,大家发言很活跃。培训班教学不拘一格,在讨论发言中较有水平的同志还被请上台讲课。如陈鼓涛、阮殿煊、黄永达、李峰等理论水平较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既当学员又当教员。十多天的培训,帮助学员们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后来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思林县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好,都和邓小平的教诲及这期培训班所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土地革命,思林县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展开,如共耕、分耕、平分等,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方法,这都是很有创见的。如阮殿煊家乡的定象共耕社就搞得有声有色,并带动附近村屯工作的开展,这都有赖于邓小平正确的指导。
邓小平还注意干部教育的制度化和正规化建设。在他的带动和关心下,红七军各纵队和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也纷纷开办训练班。
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党中央驻地上海回到左江革命根据地,指示要尽快培养大批干部。当月中旬,红八军即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政学校,军长俞作豫兼任校长。第一届学员采用选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取,从红军、赤卫队和社会青年中招收学生180多名,编为4个班。红八军军政学校的举办,为后来部队所办的军校和政治学校,做了很好的尝试。红八军军政学校是在人民军队中办得比较早的部队正规军政学校。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类似这样的“军政学校”和“训练班”所办的时间不长,但其办学方向、招生形式、教学管理、教学内容和实践都是宝贵的经验,对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应该说,这是干部正规教育的萌芽。
邓小平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把教育工作看作是争取战争胜利和苏维埃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红七军前委通告》要求“苏维埃对于文化运动、识字运动……工作要积极进行,以提高革命的情绪”。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全民识字运动,进扫盲教育,是革命根据地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保证了工农群众享有教育权,满足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对文化的要求。
在此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城乡纷纷举办平民夜校,凡是建立有苏维埃政府或农民协会的乡村,都建有农民夜校。邓小平等领导人到乡下检查工作,总是到农民夜校去看望群众。据一些老人回忆说,凡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到过的地方,农民夜校办得特别火热,群众也都认识他们。由于邓小平和中共红七军前委的重视,从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右江各县的农民夜校、平民夜校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生长,仅恩隆县、思林县向都县北区、奉议县仑圩区(今属田东县)就有平民夜校16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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