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前，由于各种因素，广西党组织对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一直存在不公的看法，认为“韦拔群虽然入党，但始终对群众是英雄式的领导”^[16]，甚至还认为韦拔群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安基纳派）”^[17]。邓小平到百色工作以后，改变了这一看法，并承认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不能正确分析东兰斗争的性质是土地革命（也可以说是自发的土地革命斗争）”^[18]。在邓小平的努力建议下，1929年9月，在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当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副主任委员。^[19]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提高瑶族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县苏维埃政府在武篆区和县城开办了几期瑶族干部训练班，通过培训班的训练，使一批瑶族同胞成为了农村的宣传骨干。^[20]

百色起义胜利后，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我们党在右江地区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并大力选拔和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当家作主的精神。如右江苏维埃政府首届委员会就有壮、汉、瑶三个民族的代表，11名领导成员中，有壮族委员6名，瑶族委员1名，占总人数的63.64%。各县苏维埃政府首届委员会共有103名委员，其中壮族委员77人，占74.76%。各区苏维埃政府成员，基本上由少数民族组成，东兰县的许多苏维埃政府由瑶族同胞任主席、任委员，例如，东兰县都阳区的军事委员韦玉梅就是瑶族代表。到了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则全部是少数民族。同样在红七军的部队中，其成员大约有近三分之二是右江壮、瑶等各少数民族子弟。“红七军前委不仅任命韦拔群、黄治峰为纵队长，陈洪涛为右江特委书记，而且还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21]关于当时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成就，陈欣德在《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中有这样的叙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锻炼和造就了一代革命骨干，尤其培育了一大批土生土长、密切联系群众、熟悉本地情况、受到群众拥护的少数民族干部。当时地方党政部门干部，除了少数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本地壮、汉、瑶等族干部，他们在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和桥梁作用。如壮族人民优秀儿子、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于1931年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有19位原红七军、红八军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2名，还有省、部级干部18名，他们在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179页。

[2]中共田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在田东的日子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第140页。

[3]陈遵诚主编：《田东人民革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我的自述》，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军事史林》，2017年第10期。

[6]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177页。

[7]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军事史林》，2017年第10期。

[8]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9]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176页。

[10]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352页。(www.daowen.com)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县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百色市志》（县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3]李兰寿：《邓斌同志在百色起义中的故事》，载百色市党史办《百色史志》第3期。

[14]李兰寿：《邓斌同志在百色起义中的故事》，载百色市党史办《百色史志》第3期。

[15]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县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6]陆秀祥：《东兰农民运动（1921—1927）》，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第138页。

[17]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18]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19]牙远波：《邓小平在百色起义前后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启示》，《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0]中共东兰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东兰县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81、82页。

[21]唐秀玲：《百色起义：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桂海论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