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重视红军干部教育的同时，非常重视地方干部的教育。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下，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多半是贫雇农。”^[8]在《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中指出：“创造干部分子。”“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193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也提出了“准备训练党的干部”^[9]。回到右江后，邓小平亲自在思林县兰芳村举办了党政干部训练班，每天都到班上讲授政治课。1930年4月，邓小平、雷经天等同志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屯举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开办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学习内容为党的发展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土地革命等。为提高工农骨干的政治文化水平，邓小平还亲自编写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口号》和《苏维埃组织和任务》，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学员还专门学习了《党员须知》，内容包括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其他主义的不同、中国革命到了什么阶段、为什么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等六大问题。《党员须知》比较全面而又通俗地向党员干部进行了共产主义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邓小平还注意干部教育的制度化和正规化建设。他指导韦拔群在北帝岩（后改为列宁岩）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培养农会干部。在他的带动和关心下，红七军各纵队和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也纷纷开办训练班。1930年，东凤县委曾“办个（过）训练班及党校”^[10]，培训学员达1000多名左右，全县党员干部基本轮训过一次。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左江，指示要尽快培养大批干部。同月中旬，红八军开办了军政学校，军长俞作豫兼任校长，第一届学员采用选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从红军、赤卫队和社会青年中招收学生180多名，编成4个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校、干部训练班等在培训形式、管理办法、培训目标等方面都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干部培养和教育的经验。(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