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教育管理机构的构成，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前夕的农民运动时期，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平民教育的兴起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也得益于教育机构和组织的逐步落实。当时当局派有的农民特派员，即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特派员担任，但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合法的机会，开设学校，开办夜校，开展平民教育，进行识字活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这为后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继续发展平民教育、开展工农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29年10月，邓小平率队挺进右江，举行百色起义并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充分肯定了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时期教育的成绩。他鼓励韦拔群继续办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为农民服务的地方党政干部。经张云逸提议，韦拔群将“北帝岩”改为“列宁岩”，继续开办骨干讲习所，培养革命人才。所有这些，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机构和组织的落实做了准备。(www.daowen.com)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里，在邓小平和中共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重视下，教育机构和组织得到了建立和健全。1929年12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其中规定了各县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负责抓文化教育事业。如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就设有文化委员会，设主席1人，委员4人。在该县6个区、51个乡的苏维埃政府中，也各设文化委员1人。县文化委员会主席杨柳溪，委员袁耀杰、黄玉珍（女）、郑瑶琴（女）、邓植龙。各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为：恩隆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谢扶民，思林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凌广荣，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历任文化委员覃氏雄、黄羽成，奉议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罗有杰，恩阳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周志烈。这些苏维埃政府中文化委员大都能尽职尽责，为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除了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外，各区、各乡都设有文化委员。对文化教育，做到有专人负责，明确责任。可以说，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实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