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是一种古老的曲笛

袁静芳在《民族器乐》一书中认为：“曲笛常用于昆曲伴奏以及南方各地方乐种的合奏，梆笛常用于梆子腔伴奏以及北方各地方乐种的合奏。”目前，民族管弦乐队和各戏曲剧种中所用的笛子分为曲笛（昆笛）和梆笛两类。曲笛较梆笛长且管径略粗，音色浑厚、甜润，音域约自a1至b3；梆笛比曲笛短且管径略细，发音比曲笛高纯四度，音域约为d2至e4，音色高亢、清脆。

枚的大小与D调曲笛相近，音域为a1至b3，自身音色更接近曲笛。

二人台有东路、西路之分，在内蒙古地区通常所说的二人台一般专指西路二人台。东路二人台乐队早期也使用枚，后来为适应其音乐风格的变化改用梆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竹笛作为独奏乐器登上了音乐舞台，因早期戏曲伴奏乐种的不同，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冯子存、刘管乐为代表；南派则以陆春龄、赵松庭为代表。其中，冯子存以演奏二人台音乐风格的梆笛曲见长，他早年曾经专程到内蒙古学习过枚的演奏。由于长期从事地方戏曲二人台的伴奏，冯子存在戏曲中有富于生活气息的生动表演。其代表性乐曲《五梆子》就是由二人台牌子曲《碰梆子》改编成的G调梆笛演奏竹笛独奏曲。

那么，西路二人台乐队中所使用的枚究竟与曲笛有何异同？

李镇在《笛艺谈》一文中认为二人台的枚“是第三孔音高为d1的平均孔曲笛”，从外形、音域（调高）以及乐器自身的音色上看枚更接近于曲笛。但是，如果客观地从乐器的形制上看，平均孔的枚与曲笛、梆笛在制作时所使用的律制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如果从形制、构造、采用的律制和因此而产生的独特演奏技法来综合判断，枚既不是梆笛，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曲笛，而是古老的平均孔曲笛，应属古乐遗存。

（二）“梅”与“枚”称谓之辨

西路二人台乐队的笛子有“梅”和“枚”两类名称，哪一种称谓更有依据目前尚无定论，在长期以来的争论中也是众说纷纭。

支持“枚”称谓的主要依据是古代行军时为防止喧哗，让士兵在口中衔一竹片或木片，称之为“枚”。《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遂鼓行，徒衔枚而进”的记载；左思《吴都赋》中也有“衔枚无声”的说法。

从一个衔在口中以达到“无声”为目的的木片或竹片，发展为一件成熟的吹管乐器，即使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其过程也必然是十分漫长的。认为笛是枚的分支或者笛由枚演化而来，都缺乏有力的证据。竹笛在中国流传甚广，近代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公元前168年，在我国中原一带就存在笛类乐器。隋、唐时期，已有大横吹、小横吹的记载，而且在民间已被广泛应用。

《文献通考》说：“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宋代以后，笛在民间音乐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当时民间有种演奏形式叫鼓笛曲，鼓和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乐器。目前，仅发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称笛子为枚，说明二人台笛子枚仅仅是笛子的一个分支，由于某种特定原因而被赋予枚这一特别的称谓。作为笛类乐器的一支，二人台笛子之所以不叫笛而改称枚，必然是在流变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形制、调高、所演奏的曲目等某一方面的特点，加之流传地区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影响衍化为一个新的分支。(www.daowen.com)

在对“枚”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同时，笔者从研究笛类乐器的形制、调高入手，在有关文献中找到了“枚”的踪迹。

（三）“梅”的称谓应来自西安鼓乐的“梅管调笛”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吹奏二人台笛子在民间通常被称为“哨梅”。关于“枚”和“哨梅”的称谓，用现代汉语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方言似乎都很难解释其来龙去脉，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寻根溯源。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二人台笛子与西安鼓乐应该存在一定的渊源。

梅与普通曲笛的区别在于其平均孔的构造（没有半音孔），虽然演奏技巧复杂，但是一支笛子就可以演奏出四均、四宫、四调，在演奏中可自如转调。这一点与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赤峰雅乐相同，这也是以笛定律的许多古乐的共性特点。除二人台外，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漫瀚调、漫瀚剧也使用枚作为乐队主奏乐器，目前枚主要流传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在古乐中是否有称某类竹笛为梅或与其相关名称的记载，是探寻“梅”这一称谓的最直接依据。吴晓萍在《中国工尺谱研究》中提道：“目前西安鼓乐所使用的旋律乐器主要有四种：笛、笙、管、双云锣。演奏中以笛子为主，辅佐以笙，管有时用，有时不用。历史上的鼓乐还曾经使用过琵琶、大秦（筝）、壳子、枚管、夏笛等乐器，现已失传不用。笛子是西安古乐中的主奏乐器，也是定律乐器。各乐社都用自制六孔匀孔笛，有三种不同的形制，分别称作官调笛（多为俗派乐社使用，僧派也用）、平调笛（城隍庙乐社使用）和梅管调笛（道、僧两派乐社使用）……枚管调笛也叫昆调笛，即曲笛……开三孔为‘人’，缓吹相当于d2，最适合吹奏尺调，也可吹奏五调。”虽然西安鼓乐的三种笛子都可以演奏五调（相当于D调），但官调笛、平调笛都极少演奏五调。如果单从形制和调高来看，只有梅管调笛和枚一样同属曲笛，且都是D调的六均孔笛子。如果与昆曲所用的曲笛（昆笛）比较，昆曲常用的调就有9个宫调。而梅管调笛和枚虽然同属曲笛，却只用4个宫调，所以只能称其为古老的曲笛，不能称之为昆笛。

据此，可以看出二人台笛子与西安鼓乐的“梅管调笛”最为接近，其“梅”的称谓应该来自于此，并与佛、道两教音乐的传播有关。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安鼓乐谱是何家营乐社流传下来的标记有“古韶乐大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六月十五日立”字样的抄本。在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的抄本或传抄本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梅管俱全记》。这说明以“梅”作为笛子的别称至少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关于“哨梅”一词中“哨”字的由来，古籍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例如，被称为我国传统音乐“活化石”之一的智化寺京音乐的主奏乐器管子，就分为“大哨”和“小哨”两种。然而，在《宋志》中，则提到一种“哨吹”的笛子演奏技巧：“清角之调，姑洗为宫，蕤宾为商（正也），林钟为角（非正也），南吕为变徵（非正也），应钟为徵（正也），黄钟为羽（非正也），太簇为变宫（非正也。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上文中“哨吹令清”的意思是运用“哨吹”的演奏技法使笛的发音升高半音。关于“哨吹”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哨吹”是指笛上的急吹或超吹手法。杨荫浏认为：“急吹只能得其高八度，超吹只能得其十五度……都不能得其高半音。”

由于笛属于开管乐器（闭管乐器超吹则高十二度），因此杨荫浏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哨吹”既非急吹也非超吹。另一种观点认为，“哨吹”指“利用口风的缓急巨细之变化，辅之以吹奏时口风与吹口角度的调节……依靠这种‘哨吹’方法，使音高改变30至50音分是可能的，但要升高半音——100音分，则极为困难”。

这两种解释都否认了“哨吹令清”，即“哨吹”的技法能够使笛的发音升高半音的理论，但都没有否认“哨吹”是一种能够使笛子发音升高的演奏技法。

二人台的梅采用平均孔的构造，由于没有半音孔，为调节音高而频繁使用的是按半孔演奏并运用类似于“哨吹”的独特演奏技法。因此，“哨”与“梅”合成的“哨梅”这一称谓，应为西北地区方言中的古汉语遗存，体现了这一乐器源远流长的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