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据呼和浩特原归化城先农坛石碑记载，汉族老百姓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据河曲县志清同治版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帝批复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在“河保营”开辟汉蒙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走西口的经济生活方式就这样开始了。康熙年间（1661—1722年），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携带家眷到口外垦荒的汉族老百姓多达几十万人。《准蒙档》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二十五日，河曲知县衙门来文，催准格尔速报境内务农的汉民，以备汇总报太原府。《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皇帝训斥道：“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

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是“贻谷放垦”，也就是在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当时的清王朝财政迟滞，便想出办法，把荒地放垦，这样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任命当时的兵部侍郎贻谷为“钦命蒙旗垦务大臣”，这样就有了近代史上有名的“贻谷放垦”时期。明王朝“边境线以外”的土地与今日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晋陕北部相邻，此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又有了当时的政策，于是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广阔的农业劳务市场。蒙古族人民对农耕种地并不擅长，所以就把土地让给了当时的农民，供他们耕种，这样，很多农民就来到了这里，所谓的“西口路”就这样的存活了。

“西口路”在地理位置上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支。西边一支是从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出长城而去，步行路程向上而靠西。东边一支是从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五县出长城而去，其中不少人被商队雇用，拉骆驼，当脚夫。晋中、晋西南的晋商是这些货运的组织者。居中的一支是从晋西北河曲、保德等地出长城而去，多数人步行穿越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过黄河到包头，少数人当船工，拉船逆水而上，经托克托县上溯包头。

明末清初，山东、陕北、冀北及晋西北一带因为受到天灾，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当时的时局不稳，连年战乱，所以很多老百姓为了生存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外出逃荒，当时多数人逃到现今内蒙古西部。据史料记载，在清代从山东、山西、陕西携家眷到“口外”垦荒的汉族老百姓多达几十万人，“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几次比较有名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之一，“走西口”的汉族农民可以大体分为三部分，流落到内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等地。在口外，汉族农民自立门户，以耕地谋生。史料记载，截至民国时期，走西口的农民仅在内蒙古土默特、武川、托克托三地建立村落就达到八百多个。当时的很多人都留在口外，成家立业，建立自己的村落，并且长期居住在此，与“闯关东”时农民的生活方式类似。还有很多农民落地生根，并娶了当地的蒙古族姑娘，形成了民族融合、杂居的局面。由此，蒙汉兼容的生活方式和农牧经济共存的经济形式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融合、共同发展。

陕西省的北部地区、山西省西北地区与内蒙古西部地区构成了三角形的地理格局，其中心地带包括内蒙古的准格尔旗、土默特右旗，山西省的河曲县和陕西省的府谷县。“走西口”成为西部黄土高坡与阴山文化和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聚集地，促使蒙汉民族文化大融合。(www.daowen.com)

从前人们所说的“西口”一是指陕西省府谷县固城镇的西城墙的出口，外出逃荒谋生的晋、陕农耕者均须经此出口而进入口外（内蒙古西部的准格尔旗、包头、达拉特旗、五原县、陕坝县等）。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指山西省河曲附近的长城隘口“水西门口”。经过长时间的商业往来，此处成为一个“水旱码头”。其实在今天，人们所说的“西口”也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

如今，“西口”泛指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带。《榆林府志》记载：“河套东接山西偏关头，西至宁夏镇，相距两千里而遥；南则限以边墙，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由于人口大面积流动、迁移，促进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民间艺术最丰富、交流最频繁的地方就是人口最集中、最繁华的地区。很多艺人集中到此地，有的艺人四处卖艺，带来民歌、戏曲以及多种形式的“社火”。其中，曲艺类的有评书、大鼓等，社火活动有高跷、小车子、独龙杠、转九曲、旱船、竹马等，戏曲类的有秦腔、道情、晋剧等，民歌内容也很丰富，有信天游、爬山调、丝弦调、山曲、码头调等。这些外来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丰富了二人台艺术的内容，推动了二人台艺术的发展，对二人台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人台艺术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发展的。因为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二人台的题材内容始终围绕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二人台始终不变地把目光投向偏僻农村的广大农民，一直以贫苦百姓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向往为目标，处处体现出中国近代史上北方的社会生活痕迹，从此也就确定了二人台的审美取向，即厚实又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