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chen曾经将组织认同操作化定义为成员资格、忠诚和相似性三个方面。Cheney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尝试进行了问卷测量。他的组织认同问卷最初包括30个项目，后缩减为25个项目，如“我为是__________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项目采用7点计分，被试在“非常赞同”“非常不赞同”之间进行选择。该问卷最初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随后的一些研究者报告的一致性信度在0.90到0.94之间。简单地说，Cheney依据的是多维的思想，但编制的是单维的测量工具，这就为有关OIQ的单维与多维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Barker&Tompkins的研究中，他们从OIQ的25个项目中选择了19个项目用于测量个体的组织认同，6个用于测量相似性，6个用于测量成员资格，7个用于测量忠诚，但在随后的结果处理中，他们却延续了Cheney的做法，简单地计算了一个组织认同的总分。由于作者没有进行具体的交代，我们不太清楚该研究对于OIQ因素结构的看法。

很少有研究对于OIQ的因素结构进行统计上的探讨，但Schrodt的研究是个例外，他在对组织认同与组织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对OIQ的因素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发现OIQ的25个项目都高度负荷在一个潜在因素组织认同之上，25个项目中的20个项目的负荷都高达0.60及其以上，证实了OIQ的单维性结构。

在OIQ的因素结构探讨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塔姆金属的研究。他们对于25个项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6个，但第一个因素所能够解释的方差变异超过50%，表明OIQ是一个单维的而不是多维的认同测量工具。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专家评定的质性研究方法，选择了专家评定完全一致的8个项目作为简版的OIQ。对此8个项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第一个因素的特征根为3.11，而随后因素的特征根均小于1。第一个因素所能解释的方差变异为39%，而所有项目在该因素上的负荷都高达0.38以上。他们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技术对此问卷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备择的三因素模型具有与单因素模型相同的拟合指数，但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却都高达0.80以上，因而从总体上，还是单因素模型对于数据资料的拟合程度最好。(www.daowen.com)

也有研究支持了OIQ的多维特征，Johnson在对一社会服务业样本的研究中，一阶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4个，因此他提取了4个因素。为了进一步考察，他又进行了二阶的因素分析，在二阶因素分析中，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2个。由此看来，OIQ的因素结构好像是一阶4因素二阶2因素的模型。但如果仔细对Johnson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话，也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的，如一阶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4个，但第一个因素的特征根为11.21，后面的三个分别为1.49、1.07、1.00，虽然Johnson没有报告第一个因素所能解释的方差变异的比例，但依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在因素分析过程中，如果第一个因素的特征根为第二个因素的特征根的5倍或以上时，表明因素的结构就是单维的。这样来看的话，Johnson虽然得出了一阶4因素二阶2因素的模型，但他的研究结果却并不能拒绝OIQ的单因素模型。

有学者认为OIQ用于测量组织认同在操作水平上与组织承诺的测量工具存在一定的重叠。以组织承诺的常用问卷OCQ和ACS为例，这些问卷的项目包括四方面：第一，对于组织的情感依恋；第二，对于组织问题的卷入；第三，价值观的一致性；第四，愿意留在组织之中。遗憾的是，相似的项目也出现在认同的测量中，如OIQ问卷事实上就包含有与OCQ和ACS相同的项目。Barge对三种组织承诺问卷和OIQ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了考察后认为，OIQ与该三种组织承诺问卷虽然包含有相同的一些内容，从总体上看，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区别的。

针对这一问题，Gautam，Dick&Wagner在对尼泊尔5个不同组织的450名员工的研究中进行了有效的避免。他们首先对于OIQ在尼泊尔样本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8项目的组织认同测量工具。然后分别利用将完整版的OIQ（25个项目）和简版的OIQ（8个项目）与态度性承诺（采用OCQ作为测量工具）、情感承诺、持续承诺、规范承诺的问卷项目放在一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在理论上构想了单维、正交二因素、斜交二因素三个模型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不论采用何种认同和承诺的测量工具，斜交的两因素模型都要明显的优于单因素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