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出过晏殊、王安石、汤显祖等名人。《临川县志》记载：“文昌在斗而北，谓主抚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民谚：“金台石分宰相出，文昌堰合状元生。”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从民间口传心授的民谚，都可看出抚州的人文昌盛、才子辈出。

抚州地区在历史上涌现出如王安石、曾巩、汤显祖、陆九渊、晏殊、晏几道、李觏等一大批名儒巨公；先后出过7位宰相，14位副宰相。在中国科举史中，抚州共产生进士3553人，占江西所有进士的32.3%。抚州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时至如今，抚州的基础教育仍然闻名全国。2005年以来，抚州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达630多人，占全省录取总人数的30%，15人摘取全省“高考状元”，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有6万多人，考上国内一流大学的有3万多人。抚州籍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学者、千人计划、中华医学会学科主委等40余人，出现古有“父子同科、兄弟同榜、一门多进士”，今有“一家三人入选千人计划”的盛况。

抚州地区之所以形成了昌盛的科举氛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大背景。历史上北方战乱，大量世家大族迁移到南方，南方得到开发，在为南方带来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使得江西迅速拉平了和北方的文化差距。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变换频繁，战祸频生。江西属于南唐后方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受影响较小。南唐中主李璟，于公元961年曾从金陵迁都洪州，避险求安。著名的王安石家族、曾巩家族等，大都是唐末迁居江西的。王安石家族在唐末自太原迁来，曾巩家族从山东迁入，他们把北方的文化带到了这里。北方士人在抚州为官，也把先进的文化带入这里。到了宋朝，江西地区进入了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由于中原人民南下，江西人民增添了新鲜血液；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大大地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通常时期只占全国的3%左右）。宋徽宗在位期间，虽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武备虚弱。金兵连续不断地进行掠夺性的南侵，对我国北方造成了巨大破坏。靖康之乱，宋朝丢了半壁江山。康王南逃，各地官员和平民百姓更是蜂拥南下。

其次，是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经济。抚河既抚育了抚河平原繁盛的农业，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商道不光繁荣了经济，也带来了人员往来和信息思想的交流，有利于文化发展。在农业社会时代，抚河平原农业经济发达，人民普遍比较富裕，在生活富裕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人们愿意进行文化投入，供子弟读书，聘请私塾教师等。(www.daowen.com)

最后，是因为有高人指路。抚州历史上所出的文化大家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等人，或主政、或游历、或定居于抚州，带动和推动了抚州教育和文化发展，使得当时的抚州教育和文化处于领先地位。抚州形成了尚文的民风，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地才子辈出，也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古代抚州书院发展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抚州宜黄县《罗氏宗谱》载：唐天祐年间（904—907年），节度使罗坚、罗信曾赠田于宜黄棠阴，创建了湖山书院和三湾书院，这是见诸史志记载的抚州最早的书院。到宋以后，抚州又创建了盱江书院、兴鲁书院、仰山书院、琴城书院等比较著名的书院。两宋时期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先后建有书院多达40余所，这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全国均居前列。^[2]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代，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领先，著名书院和教育大师层出不穷，为古代抚州的教育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基础。

抚州地区的不少传统村落皆以科举著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乐安的流坑古村。近千年来，流坑村曾出过文、武状元各1人，进士34人，举人78人，科举之盛，仕宦之众，不仅在江西罕见，在全国也不多见。流坑村的书院很多，小小的村落中竟然聚集了14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