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克吕西波提出了正解，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的。他的主张称为相容论（compatibilism），是目前对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哲学回应中得到最多认可的解释。克吕西波区分了受因果支配发生的事件与具有逻辑必然性的事件。逻辑必然性要涉及蕴含逻辑矛盾的逆命题。我们说某个事件是注定的也好，命定的也罢，所指的不是此类逻辑必然性。即便某些事件可能受因果支配或命中注定要发生，人为选择在其中都不具有逻辑上的必要。克吕西波进而指出，那些人为推动引发的事件与单单由外因触发的事件之间也有区别。他认为，如果某个行为出自个体的自身意图而非外部因素，则该行为是自由的。有意图的行为是自由的，就此意义而言，跳崖是自由行为，而被推坠崖则不是。当然，某人有跳崖的意图则是因果预定的。尽管如此，在持相容论的人看来，个体可以依自身意愿控制的事件与那些不受主观控制的事件之间仍有区别。与现代相容论者一样，克吕西波认为，即便承认意图是预先决定的，道德责任的概念仍适用于基于个体自身意图的行为。

千百年后，为了从神学宿命论（theological fatalism）——有神论者独有的自由难题——手中拯救自由与道德责任，莱布尼茨也加入了相容论的阵营。对于信奉全知全能之神的信徒而言，神学宿命论是，也应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上帝就对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全然预知。如果上帝全然预知一切，则我们的未来选择就只有一种。那么，我们的自由又从何谈起呢？这种想法与宿命论和决定论有共同之处。若是在时间动态理论的语境中，这种想法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上帝存在且全知全能，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做出选择，也就无所谓开放的未来，上帝预见到事情如何发展，它们就将如何发展。

莱布尼茨对神学宿命论的回答与克吕西波对决定论的回答非常相似，即区分个体是出于逻辑必然而做某事，还是出于纯粹偶然——且完全可以预料地——将做某事。上帝的预知仅仅意味着他知道我们将要如何行动。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完美的可预见性并没有限定我们的行为，因为从逻辑上讲，这个词为我们保留了其他选择的“可能”。

不幸的是，倘若莱布尼茨的目的在于捍卫个体道德责任，则相容论在神学语境中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按照他本人的理解，是上帝有意赋予我们如此的本性，是上帝决定了我们在如此境况下必将按其预言行事。那么，上帝又怎能反过来要求我们对结果负责？正因如此，有神论者往往拒斥相容论，而倾向于更强烈的自由意志观点。

除了有神论者的这个特殊问题之外，相容论也可用来反驳由时间静态理论引申出的形而上学的宿命论。在不受时间影响而存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哪些是受人类意图左右、哪些与人类意图无关。无论是逻辑宿命论还是形而上学宿命论都认为，我们无法改变未来。然而，我们可以影响未来，可以分辨出人类有意识行为造成的结果。

捍卫自由意志观点的人往往会说，自由的相容主义理念太弱，无法对自由选择的含义给出最本质的阐释。康德把相容主义的自由斥为“可怜的把戏”“转叉狗的自由”。与很多人一样，他觉得任何不允许在两种真正的、未定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自由概念都没有把握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由，也因而无法解释道德责任。康德的德国同胞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格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相容论的矛盾：“人能做他想做的，但不能希求他想希求的。”

决定论者针锋相对，说通常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更糟。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非相容论的自由观念，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性混乱。非相容论者——或称自由意志论者——认为，自由意味着自由的行为是真正的未决事件，其本身决定着开放未来的某些方面。这完全不合逻辑。如果某人的行为既非出于其自身的意图，也非由外力引发，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行为是随机的，因为没有原因的事件是偶然事件。但偶然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来都算不上自由。按照自由意志论者的观点，自由的行为既是未定的也是可控的，然而这两种属性却互不相容。自由意志论者的自由观念的问题不仅在于它假设事件具有自相矛盾的A序列属性，而且它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3]

用奥克兰德的话说，自由意志论对自由行为的理解似乎是“由人或其自身引发的行为；一个真正的行为人，他的自发创造行为不受制于科学预测和外在因果律”。这种自由行为必须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但又并非随机事件或偶然事件意义上的无因可循。自由意志论者希望行为既可以通过行为实施者的理由来解释，同时又具有拉普拉斯意义上的非决定性。然而，究竟有没有既事出有因又非因果律可解释的行为，这还是个问题。如果行为实施者出于某些理由做出行动，那么其中定有因果关系，因为行为人的理由从何而来本身就涉及因果律。倘若行为人的行为并非出于某种理由，则他或她的行为就不是经过思考的或有意图的——在自由意志论的语境下，就并非自由的。

因此，相容主义的自由观念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之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结论有异议，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相容论是否容得下强大的道德责任感。如果我们承认——如相容论者主张的那样——他或她的行为背后的意图竟完全是遗传、历史和环境的产物，又怎能对该行为主张刑事责任？

的确，纯粹为了道德报应的惩罚受到了相容论的质疑。不过，在相容论者看来，以震慑和修复为目的的惩罚仍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它们符合外在因素影响行为的观念，事实上，它们正是基于此观念。

其实，政治自由主义者往往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倾向于威慑性和修复性惩罚，支持相容论的理由同样也可以拿来为罪与罚的自由主义立场辩护。自由主义者对待经济平等和教育机会的态度亦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历史和环境对选择和结果的作用。

对此，政治保守派往往会说，如果民众对他们自身的生活缺乏强烈的责任感，社会就无法运转。对于他或她犯下的错误，你不能只是让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过去。如果每个人都有更强的自由信念，即便那种自由不合逻辑，社会也会变得更好。这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但却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维护对自由的误解比认识真理更重要？误解比真理更有用，这种想法也可用于其他领域吗？或许人们该去相信客观的道德法则，即便这样的法则不具备哲学正当性。或许，如果每个人都信奉惩恶扬善的神明，世界就会更好，哪怕我们并没有合理的证据去证明此类神明的存在。

本章引用作品

Aristotle.On Interpretation.(www.daowen.com)

Chrysippus.www.theinformationphilosopher.com.

Leibniz，G.W.Theodicy.

MacFarlane，John.“Future Contingents and Relative Truth，”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003），321-336.

Smith.Quentin，and L.Nathan Oaklander.Time，Change，and Freedom：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New York：Routledge，1995）.

与本章论题相关的其他作品

Earman，John.A Primer on Determinism（Dordrecht，NL：Reidel，1986）.

Hasker，William.God，Time，and Knowledg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Sobel，Jordan Howard.Puzzles for the Will（Toronto：Universityof Toronto，1998）.

Williams，Clifford.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A Dialogue（Indianapolis，IN：Hackett，1980）.

【注释】

[1]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个技术性问题，即，这种解释似乎使得准确预测成为不可能。我们往往说，如果某人预言了一场海战，且海战发生了，则此人在做出预测时说得很准确。但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仅仅把未来事件看作纯粹的偶然，也就是说，虽然你可以准确地说某个未来事件有可能发生，但你无法在该事件实际到来之前就其是否会实际发生做出或真或伪的判断。然而，我们往往认为人们可以成功地做出准确预测——事实上，体育博彩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认为，预测的真正价值取决于环境：某个预测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取决于做出预测时的环境。换言之，他认为，诸如“明天将有一场海战”这样的陈述在海战打响前既不真也不假，但在事实发生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其准确性。孰是孰非，在此无从判断，但如果还有其他反对时间动态论的好理由（似乎是有的），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2]我这里的讨论不涉及量子物理。量子物理理论认为，一切不可见事件都只能通过概率描述。就此而言，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法则与自由大约没什么关系。即便它可以表明某种偶然的量子波动具有选择性，也无法说明我们对自身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控制力。我们在第八章会就此详述。

[3]这就是由量子随机性引出的非决定论在此无须讨论的原因。基于随机事件的决策不能被视为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