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处理芝诺的悖论时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但他对与芝诺同属一个学派的时间理念论者巴门尼德的反驳可就没那么轻松了。巴门尼德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变化乃是虚幻的。他于公元前5世纪时写下一篇长诗（如今仅存片段，令人叹惋），用一系列推论质疑了变化的可能性，这一系列推论看似偶然却又格外有趣，被公认为世上现存的最早的哲学长论：

所以只剩下一条途径，

就是存在者存在；

在这条途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

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

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

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

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

你要给它找出哪种来源呢？

它能以什么方式、从什么东西里长出来呢？

我不能让你这样说或这样想：它从不存在者里产生；

因为存在者不存在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

而且，如果它来自不存在，

它有什么必要不早一点或迟一点产生呢？

所以它必定是要么永远存在，要么根本不存在。

真理的力量也决不容许从不存在者中产生出任何异于不存在者的东西来。

因此正义决不松开它的锁链，

听任存在者产生和消灭，

而是牢牢抓住存在者不放。

关于这个存在者，我们要判断的是：

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断定；

要把一条途径当作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途径抛在一边（这确实不是真的途径），(www.daowen.com)

而把另一条途径看作存在的、实在的途径。

这样看来，存在者怎样能在将来产生，

又怎样能在过去产生呢？

因为如果它在过去或将来产生，现在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产生是没有的，消灭也是没有的。

巴门尼德在这篇迷人的片段中提出了几个清晰的观点。在他看来，思考变化就是思考某物变成了另一物，这其中也必然包括思考某物（或某物的状态，比如玫瑰失去色泽）从尚未到来变为现存、变为逝去。这样一来，思考变化主要就是思考时间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的流逝。我们常说某事“在未来等着我们”或“留在我们的往昔里”，这就是将未来和过去视为实存的，当作某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尽管你此刻并不身处其中。然而，在我们的常规思维中，过去和未来也是同现在相对照的概念，确切地说，我们觉得现在是真实的，而过去和未来则不是——如果说有什么事物是真实的，那它一定在当下是真实的。如果未来和过去的事件在当下是真实的，那它们就属于现在！因此，思考过去或未来的事物，就是思考不存在的事物。（“存在者怎样能在将来产生，又怎样能在过去产生呢？因为如果它在过去或将来产生，现在它就不存在了。”）如此，巴门尼德得出结论：当我们试图从时间的角度来描述世界时便会陷入矛盾，只要言及变化，就必然会把过去或未来既当作真实又当作不真实。

至此，他继续说到，我们对于变化的胡言乱语让我们陷入了古怪的习惯与信念，比方说谈论非现存的事物，虽然它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说起来就好像它们的确是某种事物一般（“因为存在者不存在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此外，承认变化，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从无中生有：因为未来是无，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意味着从无中生出某事物来。从无中生出的事物，其存在和属性无从言说，你也无法解释它为何会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如果它来自不存在，它有什么必要不早一点或迟一点产生呢？”）。真实的变化也意味着事物可以超越当下的存在——那么，它们会去往何方？

对此，你可以回答说，时间似乎有独立于变化的另一个维度。那么，那些可以持久、不变的东西呢，比方说静止不动的石头或桌子？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承认变化并不存在，但在某物的续存期内，时间不是依旧在流逝吗？巴门尼德预见到了这种反驳。他回答说，若某物是续存的，则意味着它有与时间相关的组成部分：现在存在的部分，曾经存在但现在不存在的部分，以及将要存在的部分。但倘若如此，则该事物又会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之物不可能有不存在的部分（“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

在巴门尼德看来，这则故事的寓意在于，变化乃是虚幻的，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非真实。埃利亚学派的主张尽显于此：我们所知的世界乃是由一系列不断变化的非永恒物体及其它们的关系和属性构成的，它仅仅是一种主观表象。且看该诗的另一段：

存在者之外，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

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

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

因此凡人们在语言中加以固定的东西，

如产生和消灭，是和不是，

位置变化和色彩变化，

只不过是空洞的名词。^[1]

感觉引诱我们去承认变化的真实性，就此而言，我们的意识基本上是靠不住的。我们关于运动、变化和时间流逝的体验乃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自身有限视角上的投影。我们对时态和其他表述时间的词汇的使用掩盖了这样一个真相，即我们在“谈论时间”时其实是不知所云。巴门尼德认为，当我们摆脱了感官和直觉的束缚，冷静地思考我们的所有假设是否真的合理时，便能洞察到这一点。自在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单一、永恒、完美。^[2]

这个结论纵然极端，我们却不应轻易否定埃利亚学派的世界观。我们如何能够确知感官经验提供了世界的真实写照？的确，我们可以指望感官认识能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我们能够在提高生存能力的层面上与周围的世界交互，而这似乎进一步暗示我们的信仰构成能力将越来越可靠；毕竟，倘若我们对周遭的认识频频出错，就很难应对所处的世界。不过，深刻洞察世界的真实本质对于生存而言有多大的必要？这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因此，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感官知觉揭示了真实世界本质的方方面面。就生存角度而言，我们所需的信念必须能够通过我们当下所体验的、所实施的来预测出将要经历的。当然，在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归类、理解经验的方式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时，做出的预测也不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缺乏精密计算的情况下，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是再自然不过了，这种认识并不会给我们日复一日的生存和繁衍带来任何麻烦。即便我们认为西红柿是蔬菜，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减少半分；即便我们否认水是由H2O分子构成，或根本不知道分子为何物，它依旧能带来健康与清新。我们本能地惧怕蛇、蜘蛛等，这是有道理的，即便只有其中几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与此类似，尽管从变化的角度进行思考无碍于我们的生存体验，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事物真的发生了变化。或许，由于我们视野有限，从时间的角度表述事物只不过是我们能够给出的描述世界的最好方式，就好比用二维绘画来表现三维景观。

亚里士多德也曾就巴门尼德的观点进行回应，但并不完整，因此不像对芝诺的回应那样富于助益。巴门尼德指出，我们使用“当下”或“现在”来指称长于一瞬的期间（比如，“当今”），这种做法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而言是颇可质疑的，亚里士多德对此表示赞同。在任意给定时刻，我们的这一天部分已经过去，部分仍未到来。若把这种宽泛不严谨的时间表达当真，就会让我们陷入巴门尼德在论证中设下的矛盾境地。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通过区别不同种类的变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回应主要针对巴门尼德的断言：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中来。对此，他回应说，变化并非是从无中生出某物。我们所要做的是区分变化的事物和它的结构、性质或外表，发生变化的乃是后者。如果某人变得苍白，此人本身并没有凭空生出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持续的事物——这个人——以及他可变的属性。因此，用巴门尼德的表述方式来说，这个人就可以既苍白又不苍白，但不会既存在又不存在。人当然也有诞生之时，但亚里士多德认为，那只是在重塑现有的基本物质，正如熔化的青铜可以被塑成雕像。在这种情况下，雕像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把雕像熔化，它也不会变得无影无踪。

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能击中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描述任何一种变化（包括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性质变化）时，是否认可那个将发生新情况的未来的真实性，是否也认可过去的真实性。但未来和过去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便与现在无异，不是吗？如果未来和过去并非真实，那就不会有什么能从将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流逝，也就不会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时间。这，就是巴门尼德关于变化和时间流逝的基本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辨析。

因此，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芝诺的反驳或许有理有据，但他没能真正击中巴门尼德问题的要害。巴门尼德的主张以及其代表的时间理念论后来被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再度提及。奥古斯丁（又称圣奥古斯丁，5世纪的天主教主教）是北非柏柏尔人，既是一名严谨、极富洞察力的哲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著名的是《忏悔录》（Confessions）。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自己转变为基督徒的历程，其中也涉及对时间、记忆和宇宙观的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