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阴阳与五行的不断独立发展,大约是在战国中期,有了要结合两者的趋势,这体现在《管子》、《礼记·月令》等传世文献中。据白奚的研究,这是在《管子》之《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中实现的。在这一合流中,阴阳与五行学说也各自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管子·揆度》云:“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又说:“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阴阳是二,五色、五声、五味是五,而青、黄、白、黑、赤正好对应木、土、金、水、火即五行,如此则阴阳与五行并列论于一文之中,两者融合在之势渐趋明朗。《管子·四时》曰:“阳为德,阴为刑。”又曰:“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这是将阴阳扩而为四时,所谓“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又说: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管子·四时》)(www.daowen.com)

这是要将五行与阴阳、四时结合起来。问题是五行之数是“五”,阴阳之数是“二”、四时之数是“四”,前后结合颇为不易。于是我们看到“中央土”成了一个虚设的点,后来邹衍杜撰了与四时并列的“季夏”这一概念,而《吕氏春秋》则以“季夏”为夏季的第三个月,在原来的“季夏”的位置上又恢复了“中央土”的提法。(29) 看来要结合五行与四时,必须有一个超越其他四者的“行”,即“中央土”,这样才能协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