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还认为,历史变化的方向因物质条件的不同表现出这种趋势:“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他以为这是历史演变的规律,他所倡导的法治,将“争于气力”的蛮强世界纳入法的规范范围之内。

韩非以君主之利作为一切行为善恶的判断标准。依韩非的观点,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公利唯在君主生命的安危与富国强兵。与富国强兵有直接关系的是农战。韩非发展了法家特别是商鞅“重本抑末”的重农思想。所谓“本”即农业,“末”为其它行业。韩非唯重实利实效的功利思想使他极力鼓吹农战,而裁抑贬斥儒侠。儒家“学者”、纵横家“言谈者”、墨家“带剑者”、“文学之士”、“工商之民”,被他称为“五蠹”,与商鞅称之为“六虱”的传统诗书之士一样,均在被摈除之列。他认为,学者一类人的言行,不仅不利于国家之富强,而且直接有害于法令的权威性与政令的顺利推行,它使“言无定术,行无常议”(《显学》)。“五蠹”与“六虱”皆为“无用”之人。“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八说》)供养这样的人可谓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主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显学》)一切治国的措施,如法、赏赐、功名,只因对国家有实效而设。“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守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八经》)

既是出于法治的理想,同时也是务求功利之“实”,韩非极力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不道仁义”。他认为,仁义礼智并不足治国。“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说疑》)“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www.daowen.com)

韩非将君国的现实眼前功利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视法为群体社会的唯一行为规范,并以此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步调一致,去实现君主的治国理想——国富兵强。这样,臣民的存在价值被完全忽视,只是君主治国的工具。韩非显然已将法治推向极端,企图以法代替人类生活、群体社会与个体人的其他的或长远的价值、利益、意义,使之成为唯一的强制性规范。韩非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是服从于他治国的基本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