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初见秦孝公时,说以帝王之道,孝公并不中意,装睡不听。后陈述其称霸天下强国之术,于是获得孝公的赏识,并任之变法。因此,商鞅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与国家富强密切相关的则是耕战或农战。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国家富强才能称霸天下,而欲国家富强,只能调动农民与士兵的积极性,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政治力量。他鼓励农战,“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内外》)。“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他极力宣扬战争,主张利禄官爵皆博出于兵,使百姓“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在实际的改革变法活动中,商鞅正是这样实行的。如废除贵族世袭制度,按现实军功授爵位;“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努力从事耕织,获得较多粮食布匹者,可“复其身”即免除各种徭役等等,就是鼓励耕战的具体措施。

相反,对于那些从事其它行业,与国家富强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影响国家法令之推行的人,商鞅则主张采取禁抑的态度。他反对学者,主要原因在于学者的存在影响社会风气,不利于统治。“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同时,他也禁止士大夫对知识的追求。因为士大夫不事农业,常为“博闻、辩慧、游居之事”,使农民“闻变见方”,造成“知农离其故事”、“愚农好学问”。商鞅说:“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的人是“五奸”。又称“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的人为“六虱”(《商君书·靳令》)。为增加农民的数量,他主张“除奸去虱”,并且“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商鞅宣扬使“愚农无知,不好学问”,以免农者寡而游食者众。而且,他认为从事商业、手工业活动的人皆在逃避农战,亦应给予裁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