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荀子的整个哲学体系,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在主观上自觉地试图克服前人和同时代各种哲学思想的片面性,以全面、整体的视域认识、评价和破解难题,力图达到对人与世界的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建立起更合理且更有现实效应的理论体系。而且事实上,通过博采众长,吸收包括此前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的精华为我所用,荀子成功地建构起包括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逻辑学、人性论、礼义论等在内的完整的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此前儒家文化的综合与统一,从而将先秦儒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代表着先秦儒家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成为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开拓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儒家的典范。作为经学大师与传经之儒的代表,荀子对礼乐文化与学说有大的发明,是承前启后者;在社会治理上融摄礼、法,在历史观上以王道统摄霸道,在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通过这种综合,荀子对其后儒家文化的发展格局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很大意义上,荀子也是整个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社会学、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人性论、道德哲学、修养论、教育学、知识论、逻辑学、生态环境伦理上都有全面的建树,极大丰富了儒学与中国哲学,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之大家。正因为荀子思想的内在张力很大,故在思想史上的各方面影响尤大。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几个思想流派,在这方面,在其所处的时代显然无人能够企及。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荀子与孟子视为先秦儒家乃至整个儒家文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路的代表,不仅将二者对峙起来,而且将孟子一系定为儒家文化之正统而大加推崇,相形之下,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的代表而备加贬抑。从宋儒开始,直到当代新儒家,这一立场、倾向始终占据上风。

实质上,作为先秦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哲学理论体系堪称是最系统而全面的。它对孟子的思想既有批判,更有继承和吸收,因此,并不构成与孟子的相互对峙。将荀子与孟子简单地并列乃至对峙起来,既不合乎荀子本人的理论旨趣,也不完全符合荀子思想的实际。在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均继承了儒家的主要的思想内涵,孟荀之间同大于异,他们各自有所偏重,各有创建。荀子也有理想,但未导向理想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是对孟子理想主义的重要补充,对儒家外王学的拓展意义极大。在这当中,李泽厚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荀与孔孟的共同点,其一脉相承处是更为基本和主要的。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荀子实际都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如果说,孟子对孔学的发扬主要在‘内圣’,那么荀子则主要在‘外王’(说‘主要’,是因为孟也有‘外王’的一面,而荀也有‘内圣’的一面)。‘外王’比‘内圣’有更为充分的现实实践品格,也是更为基础的方面……在荀子所有的思想观念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便是上述这点:即追溯‘礼’的起源及其服务于人群秩序的需要,从而认为人必须努力学习,自觉地用社会的规范法度来约束和改造自己,利用和支配自然。”(8) 就其效应而言,则有学者指出,如果依旧基于这种将二者对峙起来的理路,而将荀子斥为儒家文化的异端,则既不利于对荀子思想中诸多合理因素的发掘和弘扬,又会导致对儒家文化认识的片面化、狭隘化,最终人为地使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变得日趋狭窄。

毋庸否认,由于时代和思想方法的局限,荀子哲学理论体系中各个层面、问题之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他试图超越思孟学派,但并未真正成功地将其消化、融汇于自身之中。由于过分专注于其思想的“辨合符验”,追求“起而可设,张而可行”,荀子的整个思想最终客观上更呈现出一种经验化、功利化的趋向,无形之中淡化了对儒家价值之内在根源的拓展与深化。

牟宗三就认为,荀子将礼义归为人为,实质上丢掉了终极本源:“自孔孟言,礼义法度皆由天出,即皆自性分中出,而气质人欲非所谓天也。自荀子言,礼义法度皆由人为,返而治诸天,气质人欲皆天也。彼所见于天者唯是此,故礼义法度无安顿处,只好归之于人为,此其不见本源也。”(9) 如此一来,价值世界的终极根据旁落了。韦政通虽然从总体上不同意宋代理学家与现代新儒家对荀子思想的评价,但他也指出荀子的系统让人有点“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感觉,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新儒家相类似。“其言上不在天,是说他超越精神的缺失;其言下不在田,是说价值主体一面的黯淡。”(10) 韦先生认为,荀子将“礼义之统”与“心的认知”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道德主体,“隆礼义、知统类”成为纯粹外在性的行为,这就使其思想体系缺失了超越性的价值支点。

其实,在荀子那里,礼义并不完全只是人为的,最终也还是以天为其终极本源。牟宗三、韦政通的批评当然不是无的放失,但揭示出的只是其中一面而已。荀子之所以会遭到各种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综合统一的不完善而使其整个体系之中蕴涵着诸多内在矛盾。这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教训。

(1)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氏著《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7、179页。

(2) 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7—189页。(www.daowen.com)

(4) “荀子一方面以礼义法度明分使群来维系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正是人的性情欲望的积极作用。”见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311页。

(5)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氏著《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1页。

(6) 梁启超:《读孟子界说》,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载《饮冰室合集(9)·专集之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页。

(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115—116页。

(9)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第214页。

(10)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