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仁之以德”的命题,指出:“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施教于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耻也。是故,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121) 本篇记载孔子晚年归鲁之后,季康子(即季孙肥)请教治国兴鲁的方略,孔子有上述答复。“仁之以德”的提法不见于《论语》,但慎言谨行、以德怀民、附近来远的思想则《论语》中多处可见。

本篇的不同处是,孔子引管仲、孟子馀(赵衰)、臧文仲三位辅政者的话,劝说季康子为政以德。据《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论,褒贬参半,但总体上则肯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因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从不轻许人(包括对自己、对爱徒)以“仁”,对管仲却情有独钟,对于子路、子贡之于管仲的质疑(“未仁乎?”“非仁者与?”)有以上回答。从《论语》看,孔子没有拘守于道德评价(虽多次批评管仲违礼等),而是从历史评价上肯定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的功绩,避免了战乱,匡正、稳定了天下秩序,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也使民族文化、民族生存方式得以延续,因而肯定管仲的仁德。《论语》中未有孔子称引管子之言的,然《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引管仲的话“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122) ,来劝诫季氏。

关于晋文公的辅政者孟子馀,《论语》无记载,然《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劝诫季氏,引用了孟子馀的话:“夫书者,以著君子之德也;夫诗也者,以志君子之志。夫义者,以谨君子之行也。君子涉之,小人观之,君子敬成其德,小人毋寐”(123) 。陈剑、陈伟、李天虹先生释“义”为“仪”,指礼,释“谨”为“敬”,释“涉”为“入”,释“毋寐”为“晦昧”,可从。(124) 孟子馀的话,全然是以诗书礼教来培养治政者(君子)的人格,与孔子的主张甚为一致。

关于臧文仲,《论语》记载的孔子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如“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臧氏作为鲁大夫,历仕庄、闵、僖、文四朝,却是一位奉养大灵龟的人,不太管事,知柳下惠贤良也不给其官位。然在《季康子问于孔子》中,孔子正面肯定并引用臧氏的话,回答季孙肥的问“强”:“丘闻之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强则遗,威(严)则民不导,逾则失众,礧(猛)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是故贤人之居邦家也,夙兴夜寐。”(125) 孔子不同意季孙肥以强力治国的主张(所谓“君子不可以不强,不强则不立”),搬出臧文仲的话来劝诫。这一段话,恰好可以印证《论语·颜渊》第19章所记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论语》记载孔季对话凡六见,其中《颜渊》篇第19章与上文特别契合: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儒家治政,当然是宽猛相济。孔子杀少正卯,后世多有微词。徐复观、钱穆先生有辩证。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孔子对于滥杀无辜,对于苛政,表现了一以贯之的拒斥。孔子坚决批评为政者迷信暴力,“好杀”“好刑”,主张为政者自身的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宽厚待民,笃亲兴仁,这些思想从与季孙肥的对谈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论语》季康子问孔子凡六章,除第六篇《雍也》第8章季康子问仲由、子贡、冉求可使从政,第十一篇《先进》第7章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之外,其余四章都与《季康子问于孔子》相应。如:“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此与《季康子问于孔子》之第2—4简“君子在民之上……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相通。(www.daowen.com)

最有趣的是,《论语·颜渊》篇连续三章(第17—19章)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除前面比较过第19章与《季康子问于孔子》第9—10简内容相近外,第17、18章也在该篇可以找得到史影:“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而《季康子问于孔子》中指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田肥民则安,瘠,民不鼓(树)。是故,贤人大于邦,而有劬心。”(126) 《季康子问于孔子》与《论语·颜渊》第17—19章的亲缘关系还表现在:

降端以比,民之劝微,弃恶毋适,慎小以答大,疏言而密守之。毋钦远,毋诣迻。恶人勿戕,好人勿贵,救民以亲,大罪则处之以刑,臧罪则处之以罚,小则訿之。凡欲勿狂,凡失勿危……毋信谀憎,因邦之所贤而兴之。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苟能固战,灭速毋恒!灾后之世比乱,邦相怀毁,众必恶善,贤人当其曲以成之。然则邦平而民温矣。(127)

在这里孔子主张平正,反对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对于如何面对灾害与战争,如何在乱世兴鲁,孔子有详细的讨论。

如果说《论语·颜渊》第17—19章是经文的话,《季康子问于孔子》则可以视为传文(128) ,使我们对晚年孔子在衰落的鲁哀之世的政治主张变得丰满起来。而且愈为具体,愈是要考虑德主刑辅、德刑互济的问题。或者这正是七十子后学面对现实问题而发展孔子、假托孔子的表现。

《论语》的编纂逻辑,今人已很难理解。但从《颜渊》相连属的第17—19章来看,应是整理者相对集中地保存了某一时段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季康子问于孔子》疑为七十子后学所撰。正如濮茅左先生所说,此篇与《孔子家语》诸篇都有相似、应合的内容。《孔子家语》中某些篇章亦有所本,疑《季康子问于孔子》的成篇要早于《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