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诸篇所透露出来的继《诗》、《书》、孔子之后的“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孟子心性论的先导和基础。天为人性之本,是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终极根据和价值源头。至于以情释性、指性为情之说,更是孟子前的主要传统,不唯告子、世硕如此。“生之谓性”、“仁内义外”说,为孟子的道德形上学提供了论辩前提和背景,为孟子学的登台预作了准备。孟子以扬弃的方式继承了告子学说。

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郭店楚简提到“七情”,也有了“四端”的萌芽,孟子进而以“不忍人之心”释仁,以恻隐、羞恶、恭敬(或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诠释、界定道德理性仁、义、礼、智。“四端七情”,尔后成为宋明及其后中朝日儒家讨论的焦点。儒家道德形上学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而不是排情的,相反,它力图使道德情感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孟子的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当然,他强调大体与小体的关系,强调道德主体、道德意志的引导,调节并转化情、才、气性。这是儒家道德形上学既超越又内在的反映与表现。康德道德哲学竭力避免情感(包括道德情感)的渗入,强调道德理性的纯粹。孟子心性论,乃至宋明心性论则与此相反,统摄了先验的与经验的两层。东方道德哲学家都注意“四端”“七情”的关系及情感的作用与调节,讲志与气的培养,是极有意义的。同样是目的论的、义务论的伦理学,与西方大不一样。现代西方哲学界有反本质主义思潮,因此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等人讨论孟子性善论,反对将西方本质主义的解释强加给孟子,指出孟子之“性”是一个关系的、力动的、创造性活动的“成就”概念,这就重视了孟子人性的重“情”等非本质主义的一面。卜爱莲不太同意安乐哲的说法,强调孟子肯定了“共同人性”。孟子有“人心之所同然”之说,并不否定“共同人性”和道德理性的普遍性,相反,非常成功地建树了道德形上学体系。刘述先教授在评论这场讨论时指出:中国思想不必非此即彼,人在成就上的殊异、情感上的多姿多态与禀赋上的共同,并不构成必然的矛盾。孟子也不否定人在经验、实然层面的善善恶恶现象,只是他的思想高于前人一筹,提升到先验、应然层面讲性善。(24) 在一定意义上,孟子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而是超乎善恶对待之上的。郭店楚简丰富了我们对孟子心性论之前史的理解,实在是重要的思想史料。由此我们也更能感受到孟子的伟大,对孟子心性论亦可以作出更多、更深入的诠释。(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