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新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问题,又被提上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学界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8) 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问世后,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目前学界取得的基本共识是,出土文献并不足以完全改写思想史和哲学史,但可以检验、修正、润色思想史上的一些看法和结论。

以此为基点并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研究面向、视角是相当丰富且多样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论述:

(一) 出土简帛与经学

第一,孔子与六经,特别是与《易》的关系。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孔子世家》指出“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怀疑史迁之说。马王堆帛书《易传》却为史迁提供了佐证。《要》篇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繇《易》”。郭店简《语从一》则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结合帛书《易传》与郭店简,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对《周易》的创造性诠释。另外,简帛中发现的子思、公孙尼子等七十子后学的资料,亦与《易传》相会通。

第二,《诗经》与《书经》。关于“诗言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孔子曰:‘诗无吝志,乐无吝情,文无吝言。’”本篇论诗,特别强调《诗》之情感抒发及其与初民之性的关系,主张报本反始,导情入礼:“……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见歌也……”《孔子诗论》涉及《诗经》篇名六十篇。此外,《孔子诗论》与《论语》中保留的孔子关于《诗》的论述相映成趣。而郭店简《缁衣》以诗证说,引《诗》凡二十三条。《五行》引《诗》证言论事,简本引《诗》凡七条,帛书本引《诗》凡十七条。

至于《书经》,简帛中还发现了一些《书》的佚文。其中引《书》既有见于今文经,又见于古文经,还有不见于今存古文经《尚书》之佚《书》。郭店简《缁衣》还引了《祭公之顾命》,引文见于《逸周书·祭公》。一直以来,古代都有怀疑《古文尚书》的人,朱熹乃首次怀疑《古文尚书》,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惠栋等著作几乎使《古文尚书》成为定谳。但简帛佚籍的发现,有助于《诗》《书》研究的深化。

第三,礼乐文明。我们对于三礼和礼乐文明已经相当陌生。《论语》中有“齐衰”,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理解,齐衰是用熟麻布做的丧服,其下边缝齐。斩衰,则是用粗而生的麻布做的丧服,左右和下边都不缝齐,这是最重的丧服。郭店简《六德》出来后,又涉及到这些问题。《六德》涉及丧服处,先讲斩衰,有“疏斩布,绖,杖”之语,继讲齐衰,有“疏衰,齐,牡麻绖”之语。李学勤对此有很好的辨别与研究。(9) 除此之外,简帛中还有大量关于礼、乐的内容,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礼乐文明。

第四,大小传统。与经典研究相对应的是数术方技的研究,如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流传于民间的《日书》等,属于民间文化传统,但确乎是上述经学等精英文化的背景和基础。经学是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的学问,它不是突兀产生的,其基础、源泉正是社会习俗、民间信仰。阴阳五行、数术、方技之类与古代人的世界观、哲学形上学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与大雅之堂上的六经也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将会看到,下一步人们研究的兴奋点正是数术与经学、数术与形上学的关系问题。

第五,经学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重点有:1.简书《归藏》、简书《周易》、帛书《易传》的特点及其与今本之比较;2.简帛中所见《尚书》类文献考释;3.竹书《孔子诗论》之意义与诗教之研究;4.简帛中所见礼学材料、乐论及礼教、乐教之研究;5.简帛所涉及孔子与七十子问题、汉简《论语》、上海博物馆藏孔子与七十子佚书;6.简帛中透显的思孟学派及思孟五行学说研究。

难点有:第一,经学史的问题。六经佚文及相关文献的出土,使我们有更多材料研究六经及经学的问题,与此相关,可以进一步梳理孔子与七十子后学对经学的具体发展。第二,思孟学派及《中庸》前史的讨论和先秦心性论、性命天道关系问题。第三,出土简帛中大量《日书》、卜筮祭祷文献文物与古代社会民间宗教观的讨论。第四,出土文献研究与华夏文明发展道路问题的关联。(www.daowen.com)

(二) 出土简帛与中国经学的诠释传统

1. 经—传、经—说、经—解形式的开放性与创造性。儒家经典的开放性不仅在于容许新的经典出现,而且在于容许不同的解释并存。经—传、经—说、经—解的方式,并非是封闭的、教条的。简帛文献的发现,不同程度地印证了这一点。诠释者对于经,除解释字、词、文句之外,重要的还在于疏释文献,点明内在理路,发挥微言大义。

2. 以人为本位与以道德为中心的经典诠释。中国经典诠释的特点,不在于语言文字的铺陈、雕凿和知识系统的建构,而在于与圣贤对话,与圣贤相契,去感受、领悟经典,并力图实践,使之内在化。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中心,是中国经典诠释的根本。这在简帛中也得到充分反映。

郭店简中的资料表明,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继承前哲,创造发挥的圣、智、仁、义、礼、忠、信、敬、慈、孝、悌、反己、修身、慎独等观念,至迟在战国中期已流布并影响到荆楚之地。如《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尊德义》肯定“尊仁、亲忠、敬庄、归礼”;《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与后世儒学略有不同的是,《五行》的作者提倡“听德”、“视德”,前者为“聪”,后者为“明”,强调“圣”、“智”二行。所谓“圣”,是闻而且知君子之道。所谓“智”,是见(视)而且知贤人之德。闻知、见知都是体验之知。不过,这些篇目都强调,“仁爱”是亲爱亲人的推广。《五行》:“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10) “攸”在这里是“进”或“继”的意思。

原始儒家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二者可以互补。《语丛》中的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又以丧为仁之端。“丧,仁也。义,宜也。爱,仁也。义处之也,礼行之也。”“爱亲则其方(杀)爱人。”(11) 《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12) 《语丛一》:“[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13) 以上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实为非常值得肯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

《六德》对夫妇、父子、君臣三伦六位的规定,强调各行其职,对内讲仁德,对外讲义德。“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14) 在这里“立”字即“位”字。《语丛一》视君臣关系为朋友关系。《语丛三》认为,臣之于君,“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15) 以上可以视为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敬妇顺的原型。在君臣关系上,既有很强的血缘情感,又体现了士人的自由精神,不悦可去,不义弗受。

郭店儒家简在总体倾向上以仁爱为中心,并举仁义,视仁、义为忠、信的实质与目标,视忠君、爱民为孝、悌之拓展,视敬为礼之内核。孝悌、忠信、礼敬都与仁义有关。只是未能如《中庸》、《孟子》那样强调“诚”。但郭店简强调了“信”,“诚”是“信”的发展结晶。

以上略举一斑,下面将对竹简文本做一些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