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有关人的教养与人格成长,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养成的智慧,体现了儒教文明的特色。儒家教育是多样、全面的,其内核是成德之教,其目的是培养君子,成圣成贤,其方法是用礼乐六艺浸润身心,以自我教育与调节性情心理为主,其功能在于改善政治与风俗,其特点是不脱离平凡生活,达到知行合一、内外合一。在当代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调动儒家修养身心与涵养性情的文化资源。忠信是礼的基本精神,义理则是规矩仪式: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记·礼器》)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巳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礼运》强调礼对于人的人格成长与治理国政的重要性。礼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故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同上)这里强调礼为义之实,义为仁之节,仁是义之本,肯定“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同上)

《礼运》对于人的界定,如前所述,是把人放在天地之中的。尽管人是天地之最秀者,但人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人,人是在自然生态序列中的人。同时,人又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即“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这里对人的界定,是以礼义、仁德为中心的,而人应当是道德的人。这里也强调了治国之本,正是礼,而礼的规范中,重要的是道德仁义的精神。

《王制》亦强调道德教化,指出司徒之官的使命是节民性与兴民德,推行六礼、七教、八政,强调“节民性”与“兴民德”,肯定人文教化,发挥退休官员、乡下贤达的作用,运用射礼、乡饮酒礼等,通过习礼对民众、青年进行持续不断的教化: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礼记·王制》)

司徒修习六礼(冠、婚、丧、祭、乡饮酒和乡射礼),来节制民众的性情,讲明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等伦理)来提高人民的德行,整顿八政(饮食、衣服、技艺、器物品类、长度单位、容量单位、计数方法、物品规格等制度和规定)来防止淫邪,规范道德来统一社会风俗,赡养老人来诱导人民孝敬长上,抚恤孤独的人来诱导人们帮助贫乏的人,尊重贤能的人以崇尚道德,检举、摒除邪恶,实在是屡教不改的人,再摒弃到远方。由此可见,王制就是道德之治。

在人与天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关系方面,儒家《礼记》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儒家强调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但儒家的人己、人物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成己、成人、成物等是仁心推扩的过程。这对今天的人生修养、人际交往与文明对话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哲学的突破,人的觉醒的特点在于,并不斩断人与宗教神灵、自然万物的联系,人是宗教神性意义的天的产儿,人又是自然生态中的成员,这是连续性、整体性的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人特别是道德的人,人的道德性尤表现为在对自然物取用上的反思性,反思贪欲、占有欲,使人更加肯定动植物自身的价值,成为宇宙大家庭中自觉维护生态伦理的成员。人的道德性表现在社会治理上,则更加尊重庶民大众的权益,予不利者以最大的关爱,并有更多制度的保障,促成社会的和谐。这里包含了教育公平之于政治公平的基础性,促使阶级阶层间的合理流动,保证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礼学的真义。

人是有终极信念的人,人是自然大家庭与社会大家庭的成员,这都可以归结于人是有礼义仁德的人。君子对上天,对自然天地必须有敬畏之心,对社会底层的人应当有恻隐之心。人需要在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中不断反思、治理、调节自身,更好地定位自己,不至于如西方近代以降,人不断自我膨胀,妄自尊大。

礼是宗教、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之综合体,我们从以上几个维度对《礼记》做出的诠释,尽可能使礼的一些要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现代社会与人的积极要素,为现代社会所用。

(1) 参见杨天宇:《<礼记>简述》,载《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14页;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18页。本章关于《礼记》的引文及解释,多从杨天宇《礼记译注》,特此致谢。

(2) 赵逵夫:《<礼记>成书考》“序”,载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3)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1—14页。

(4) 钱玄、钱兴奇编:《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3—244页;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5) 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4—188页。

(6)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23—25页。

(7)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2页。

(8) 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1页。

(9) 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62页。

(10)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张氏在同页又说:“《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即《表记》文,足证沈约说可据。推之其他佚篇,亦当多在两戴《礼记》中,但不易识别耳。”

(1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52页。

(12) 唐启翠:《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礼记>的文化阐释》,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71—273页。(www.daowen.com)

(13) 详见杨雅丽:《<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14页。

(14) 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修订版)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55页。

(15) 参见崔涛、郭齐勇:《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探讨》,载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刋》2010年6月夏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16) 金景芳:《谈礼》,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7)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7页。

(18) 黄侃:《礼学略说》,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9) 黄侃:《礼学略说》,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20) 黄侃:《礼学略说》,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21) 比如,宋儒朱熹对《乐记》兴趣甚厚,有过《<乐记>动静说》的讨论。参见《朱子全书》卷六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63页。

(22)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2页。

(23) 此段为《隋书·音乐志》引梁朝学者沈约之奏答,参见(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51页。

(24) 《公孙尼子》一书现已佚失,而根据文献记载,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马总《意林》、徐坚《初学记》、李善《文选注》等都引用过《公孙尼子》之语,或可说唐代学者见过《公孙尼子》一卷本。又,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如此看来,沈约“奏答曰《乐记》取公孙尼子”应是言有实据的。另,“六艺略之乐类记《乐记》二十三篇;诸子略之儒家类记《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类《公孙尼》篇”。参见(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1、1725、2741页。

(25) 公孙尼子本就是荀子的弟子,今本《乐记》与《荀子·乐论》相似处也可以说是与《公孙尼子》相似之处。

(26) “‘性感于物而生情’,强调乐有教化的作用,可以陶冶性情”,参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郭店简与<乐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27)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2页。孔颖达注《乐记》时亦有此句,曰:“周衰礼废,其乐先微,以音律为节,有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见(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5页。

(28) 如杨振良认为:“《乐记》一文,吾人一方面处处可见儒家‘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有报而乐有反’,‘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一方面又可见道家之语:‘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并又采取‘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将代表‘音乐’之五声、六律,配以四时、五方……”另外,“王后乐”的思想又是对《墨子·三辩》中“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说的继承。参见杨振良:《<礼记·乐记>音乐观初探》,载台湾花莲师范学院《教育学术论文集》,第1093页。

(29)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6页。

(30) “‘乐’(古乐、雅乐),当以历代圣王功绩的历史情景为主题,以圣王德性生命的展开历程为宗旨,通过语言、诗辞、曲调、操作表演等方式,在舞台上构建起一个脱胎于历史情景的意义世界。”参见王顺然:《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载《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汤一介思想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深圳,2016年11月。

(3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6页。

(32) “诗辞”与“乐曲”同属“音”之一层,参见前文对“声”、“音”、“乐”概念的说明。

(3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7页。

(3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