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具备现代“戏剧”形态的“乐”又是如何成为个人修身、道德教化的手段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乐记》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乐记》对“乐”的教化能力先有一个整体的评价,见曰: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礼记·乐记》)

“乐”的教化是以“和”字为核心。“和”之意义可以因“乐”表演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表现,如君臣是“和敬”、长幼是“和顺”、父子兄弟是“和亲”。“和”字落在“乐”中可以转出两层最基本的意义——与“天地”和、与“伦常”和。

所谓与“天地”和,便是说“乐”之律制、规范都要符合天地之秩序,《乐记》有正反两种表述:

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礼记·乐记》)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礼记·乐记》)

前者是正着说,因循着“天地顺而四时当”的秩序,才有了六律,才有了五声,才能配合着乐器、诗辞构成“乐”。而后者则是反着说,“乐”中之表象、表现、演绎都应该象征着天地合理的秩序。这一正一反便是强调了“乐”与“天地”相和的含义,也将“乐”引向了与“天地”相和的“美”。

所谓与“伦常”和,便是说“乐”之主旨、意向都要符合人伦之道德,《乐记》亦有正反两种表述: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礼记·乐记》)

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礼记·乐记》)(www.daowen.com)

前者取自《乐记·魏文侯篇》,是说古之君子借助“乐”的演奏对自身形成道德之熏陶,借助“乐”塑造修身以至均平天下的人格理想。而后者则是强调“乐”是君子用表达自家道德修养感受的途径,君子可以通过“乐”包含的不同艺术形式表达心志、情怀,也将“乐”引向了与“伦常”相和的“善”。

如此一来,“乐”中之“和”对赏乐者所形成之教化、熏陶便落在“美”和“善”两个面向。因循“天地”秩序一路,“和”表现于“乐”之表演中便是“美”。与此相应,因循“人伦”纲常一路,“和”表现于“乐”之主旨中便是“善”。再以《武》乐为例,《武》乐是以周武王伐纣的历史情景为主题,以武王德性生命的展开历程为宗旨,通过语言、诗辞、曲调、操作表演等方式,在舞台上构建起一个脱胎于商末周初之历史情景的意义世界。如此一来,《武》乐恢弘之篇章、精彩之表演、绚丽之舞台、整齐之舞蹈等等都属于“美”之一面,而《武》乐讲述武王伐纣之思考、行为,周公辅佐一步步制礼作乐的艰辛等等便属于“善”之一面。对受众而言,观赏《武》乐便获得了“美”的熏陶,反思《武》乐便获得“善”的滋养。同时,“美”、“善”两端以人心相通,又形成相互夹持、相互修养的过程。我们不妨看看《乐记》中的说法,文见: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一)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二)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三)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四)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五)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六)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礼记·乐记》)

“音(乐曲)”是通过其效果,先对人性之“血气心知”的一面产生影响,这种“血气心知”之“性”一旦表现出来,便会形成“心”的一种表现形式,故而《正义》曰:“人由血气而有心知,故‘血气’、‘心知’连言之,其性虽一,所感不恒。”(31) “性”之“血气心知”一面容易受到外物的引动,例如乐曲中高亢的声音、激烈的旋律,会很容易使人激动、活跃。乐曲作为外物,可以通过不同的效果引动“血气心知”之“性”,从而形成对“心”的不同表现。《乐记》总结“音”之不同效果主要有六种,可以引动人心产生六种不同变化一一与之对应。先人观察到“音”对人心影响之多样性和对应性,便强调:“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乐记》)也就是说,想要使“乐”产生恰当的教化,就要借助合适的“音”。而其中所谓“恰当”,便要考虑到“乐之教化”是要在不同的影响表现中择取有针对性的效果对受众进行熏陶,使其性情趋于平和。

除了“音(乐曲)”的形式外,“乐”中的其它艺术元素也可以对受众产生教化、熏陶的作用,“歌(诗)”(32) 便是常见的一种形式,《乐记》记曰: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礼记·乐记》)

子贡问师乙说:“我听说唱诵诗歌要因循个人的性情,(那您说说)像我(子贡)这样的人,应该怎么选歌?”《正义》孔疏曰:“是欲令师乙观己气性,宜听何歌也。”(33) 子贡之问,也是间接地让师乙点评一下他的人品性格。故而,师乙答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乐师,怎敢品评您的得失、给您指点方向?但我倒是听说一些方法,您还是自己决定吧。”师乙继而说明了六种性情与其对应适宜的六种唱诵内容,单就“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一句而言,《正义》谓:“广大,谓志意宏大而安静。疏达,谓疏朗通达而诚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广大疏达,直歌《大雅》,但广大而不宽,疏达而不柔,包容未尽,故不能歌《颂》。”一个人之性情有“广大、疏达”的特点正是《大雅》之歌所表现的特点,人之性情与诗歌相符,表演时更容易表达诗歌中的情感,反过来看,诗歌中的情感也最能够引发人之性情中相应的感动,这一正一反、相辅相成便成了修身的方法。当然,同样作为“音”之一种,“诗辞”、“歌诵”、“乐曲”等都需要通过恰当的选择,才能有针对性地给受众施以适当的教化。

以上所举只是“音”这一层对人性之教化、熏陶,与之相应,“声”、“乐”两层亦有教化功用。总而言之,《乐记》对“声”、“音”、“乐”三者对受众的教化熏陶有一个明确的区别: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礼记·乐记》)

“声”、“音”、“乐”的教化作用直接对应于不同道德修养工夫的层面上:君子知“乐”,便要统筹安排那些掌管“乐”的官员,以演奏、表现出“乐”的主旨;众庶知“音”,则只关心诗辞、乐曲的效果,获得韵律的美感;禽兽知“声”,就只能辨别声音的高下参差。反过来看,“声”能提高受众的辨识能力,“音”能提高受众的审美感受,而“乐”对于受众而言,才是获得道德教化的主要途径。每一位修习“乐教”的人,受“乐”中不同艺术形式的熏陶,对“美”、“善”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体贴,获得不同程度德性修养的培养,使得“乐”之教化浸润其德性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