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我们集中谈乐,主要介绍《乐记》。

《乐记》是《礼记》的第十九篇,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篇。其特殊性一来体现在主题内容的相对独立,二来也体现在后世儒者对其关注的程度上。(21) 本章,我们就通过对“《乐记》的成书问题”、“《乐记》的主旨和‘乐’的概念意义”、“‘乐’如何成就德性教化”和“‘礼乐’关系”等四个问题的解释,对《乐记》这个经典篇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作为《礼记》的一篇,《乐记》的撰写、编定过程同样复杂。学术史对《乐记》成书的讨论很多,观念的不同最先来自于史书中对《乐记》之成书的两段内容有出入的记载:

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汉书·艺文志》)(22) (www.daowen.com)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隋书·音乐志》)(23)

根据《隋书·音乐志》所记沈约的奏答来看,从“《乐经》残亡”到“以作《乐记》”,到“刘向校书,与禹不同”、“已复亡逸”,再到“《乐记》取《公孙尼子》”,有过三种不同版本的《乐记》前后问世。如此一来,除刘向《别录》所载《乐记》“亡逸”无考之外,今本《乐记》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音乐志》都有记载的“武帝本”《乐记》,是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以“《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为纲,收集编撰先秦典籍中的相关讨论而形成;其二,是《隋书·音乐志》单独记录的汉初编成《礼记》本中的《乐记》部分,而“《礼记》本”的《乐记》可能是直接脱胎于战国后期存世的《公孙尼子》(24) 一书。“武帝本”《乐记》与“《礼记》本”《乐记》来历的差异,便形成了今本《乐记》成书问题的争议。加之今本《乐记》之文本内容同时与《荀子·乐论》、《史记·乐书》有许多相似处,其与《荀子·乐论》相近的部分,使《乐记》文本有了明显的荀子后学的影子(25) ,而与《史记·乐书》内容的重合,则使《乐记》由“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收集编撰的说法更可靠。总之,文本内容的相似性,对我们判定今本《乐记》的成书来源带来新的困扰。

随着近年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乐记》的成书问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虽然《公孙尼子》一书现已亡逸,然而郭店出土的楚简《性自命出》篇,其前三十六支简重在论“乐”,恰能与今本《乐记》相互印证。(26) 我们或可以说今本《乐记》的主体思想在战国后期便已形成,而全书(篇)的段落编订完成应该还是靠“河间献王与毛生等”集中完成。这种看法虽不能给《乐记》的成书问题一个定论,却也不妨碍我们对《乐记》文本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同时也可以兼顾《汉书·艺文志》“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和《隋书·音乐志》“《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