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西汉时是五经之一,被称为《礼经》。《礼经》的一些内容是针对士阶层的,又被称为《士礼》。晋以后,《礼》、《礼经》、《士礼》之名被《仪礼》之名所取代。我们今天看到的《仪礼》十七篇,只是《礼》流传下来的一部分。根据《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在传衍中,经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等学者整理,就有了今本《仪礼》。古人一般以《仪礼》为经,《记》则是解释经的传。如:《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聘礼》、《丧服》,《礼记》则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小记》等,足见《记》的功用在于解经。其他各篇,不外乎修身化俗之道,别嫌防微之方,虽然不尽与《仪礼》相比附,所论都是治身治国之理。

《礼记》是儒家文献的辑录,有《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两种,是汉代礼家抄录、整理诸《记》的集结。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汉宣帝时期人,是叔侄俩。《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现存四十篇。《小戴礼记》仍为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篇分上下,实为四十六篇。晋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零四篇为八十五篇,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清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此说不可信,因为二戴《礼记》篇目重复多,文字有异,很可能是依古本各自删定而成。二戴《礼记》的各篇,有的来自他们的老师后仓《曲台记》的内容(《汉志》有《后氏曲台记》九篇),但更多的是从多种《记》中抄合而成的。这些《记》流传于春秋末期至汉代,在西汉宣帝以前也被称为《礼》。(1) 《大戴礼记》很重要,可惜这一书没有《小戴礼记》那么幸运。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掘出来,1998年初步整理出版之后,以及2000年以来上博楚简整理出版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战国楚简中有很多与《礼记》相同、相近、相类似、可互证互通的材料。目前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礼记》诸篇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有的篇目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汉代人的少量的文字。可以参阅王锷《<礼记>成书考》、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丁鼎《礼记解读》等书。

论者以为,《礼记》诸篇章,“绝大部分形成于先秦时代,是由孔子的弟子、门人、后学传下来的,但流传中有所修改和增补。其修改有的牵扯到内容,有的则在传习中以当时之语述之,只字句有所变化而已。不能因为这部书中个别篇章产生于秦汉以后,即以全书为秦汉以后的著作。”(2) 故我们把有关《礼记》的讨论放在先秦卷。

关键问题是《礼记》各篇章产生的时代与作者是谁?《礼记》的诠释,宜以各篇章为单位,原因在于《礼记》成书复杂,各篇内容十分丰富,以各篇,最好以各章为单位,比较具体。当然,《礼记》毕竟是一部经典,仍然可以统合而言之。

本章重点讨论《王制》、《礼运》、《大学》、《中庸》、《乐记》等篇,故先说说这几篇的时代与作者。在《礼记》四十九篇中,《王制》是第五篇,《礼运》是第九篇,《乐记》是第十九篇,《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学》第四十二篇。

关于《王制》的写作时代与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玄认为在战国时,孟子之后。任铭善对郑说加以论证,认为是篇出于战国末期的深受孟子影响的儒者。卢植认为《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孔颖达认为《王制》作于秦汉之际。任铭善驳斥卢植、孔颖达说甚为有力。(3) 钱玄、杨天宇都支持郑玄、任铭善说。(4) 王锷则认为《王制》成于战国中期,在《孟子》之前。(5) 我们取郑玄、任铭善说。(www.daowen.com)

关于《礼运》的写作时代与作者,任铭善认为是子游记孔子之言,也有后人窜入的文字。(6) 杨天宇认为此篇受战国末阴阳五行思想影响,可能是秦、汉时期的作品。(7) 王锷认为,《礼运》全篇是孔子与子游讨论礼制的文字,主体部分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于战国初期,在流传过程中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8) 我们取任铭善、王锷说。

如此看来,《礼运》、《王制》文本大体上定型于战国末期,基本上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及圣王时代理想制度的讨论,其中有些制度对后世的制度建设发生过作用,有些理想社会的描述则启发了廖平、皮锡瑞、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

关于《大学》的写作时代与作者。《大学》为宋代儒者推崇备至,成为“四书”之一。二程以《大学》为“孔氏之遗书”。朱熹认为《大学》首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大学章句》)今人李学勤结合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五行》,认为朱子之说很有道理。王锷认为朱子、李学勤的看法很有根据,认定该篇是战国前期的作品。(9)

关于《中庸》的写作时代与作者。《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班固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东汉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二引)南朝梁沈约指出,《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隋书·音乐志》引)。子思的著作已佚,“今可见而能确定者,惟此四篇耳”(10) 。此四篇文风一致,多次引证《诗经》。当然,今本《中庸》在传衍过程中被后人附益,其修改写定当在战国中晚期,但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却源于子思。《中庸》中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载华岳而不重”等文字显然讲的是秦统一以后的事。《中庸》自宋仁宗、高宗提倡,二程、朱子等大儒详加注订,朱熹将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便大行于天下。郭店楚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缁衣》等篇,以上诸篇是与子思子有密切关系的资料。

关于《乐记》的写作时代与作者,本章谈礼乐处再详说。

笔者对《礼记》的关切或诠释有这样几个重点:第一,《礼记》中所蕴含的终极性与宗教哲学的内容及其意义;第二,《礼记》中所蕴含的生态环保伦理的内涵与意义;第三,《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政治社会哲学与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及其意义;第四,《礼记》中所论述的礼和乐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第五,《礼记》中所蕴含的道德哲学,即修养身心性情、培养君子人格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