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之内容,其特别醒目精彩处,除了刚刚讨论过的以“四篇”为代表的“精气”理论之外,还有以《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学术界对《心术》等四篇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成果颇丰,而对《幼官》等四篇的研究相比之下却显得较为冷落,不仅专门的论文寥寥无几,而且涉及于此的亦不多见。”白奚认为,“《幼官》等四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框架的阴阳五行模式就是在这几篇中定型的。”(18) 因此,白奚在其《稷下学研究》一书中详细地梳理了阴阳与五行这两大思想符号系统在《管子》那里合流的轨迹。

《管子》书中有一类文章如《乘马》、《势》、《形势解》等,只涉及“阴阳”而不见“五行”,另有一类文章如《水地》、《地员》等则与之相反,只涉及“五行”而不见“阴阳”;然而,在《宙合》、《七臣七主》、《揆度》、《禁藏》、《侈靡》等文章中,则出现了“关键的变化”,“它们在阐发阴阳思想的同时,开始容纳五行思想,令五行思想与阴阳思想并行,甚至试探着将二者结合起来”(19) ,如《侈靡》篇中说“阴阳进退,……天地之精气有五”等等。因此,阴阳与五行这两大思想符号系统在《管子》中的合流显现出一个生动的轨迹。这是有着巨大的思想史价值的。

阴阳五行两大思想符号系统究竟合流于何时,这是学术史上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以往的学术探讨中,一般认为清晰可见的合流或实现于董仲舒,或实现于《吕氏春秋》,或实现于《淮南鸿烈》,或实现于战国末期的邹衍。与《管子》书中其它篇章或只论阴阳,或只论五行,或仅仅若隐若现的并提阴阳五行之不同(详见上文),《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通篇都是阴阳五行思想,他们是比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并各自配成了以五行相生为序的大同小异的宇宙图式。这些图式的配成标志着阴阳与五行合流的实现。”(20) (www.daowen.com)

阴阳五行是最具有中国韵味的符号系统,成了后世以易学和中医为代表的、几乎所有传统学术的最典型的表达工具。但是,现代学者似乎很难再进入其内在理路。一般有关阴阳五行的介绍,站在狭隘的所谓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立场,表现出多是不解和无奈;而“同情的理解”则又往往呈现为观念或事物的“堆砌”和“比附”。究竟如何显发阴阳五行符号系统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哲学意味,仍然是现代学者要去攻克的学术难关,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怀着所谓“哲学发展史”的成见视古人为肤浅和幼稚。在这方面,《管子》则给我们提供了更为源头性的资料,其弥足珍贵亦于此可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