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管子》书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以“精气”说为中心所涉及的、甚为独特的有关“内圣外王”(此一提法未见有学者援用,或显突兀,但确实能概括这四篇的实质内容,详见下文)的学问格外引人注目。(11) 因其内容上有相贯通之处,自成一体,学界认为是同一学派,即本书所说的稷下学派所写,简称“《管子》四篇”。关于这四篇的具体作者,有学者认为是宋钘、尹文,有学者则认为是慎到、田骈,目前尚未有定论。(12) 1973年出土的《黄帝四经》“与《管子》尤其是《心术》等篇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13) ,同时再次激发了有关这四篇的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讨论。

《管子》四篇的作者继承、深化了中国先秦“天道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有关“道”与“气”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地讲“道”即“精气”。所谓“精气”即最精细的气。《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也是气,是气之精粹、精致的部分。

凡物之精,比(或作“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当作“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当解为“意”)。(《内业》)

这段话的意思是,万物因精气而生而成,五谷、星辰都是精气的产物。“鬼神”在这里是喻指精气流行变化的鬼斧神工。精气怀藏于胸中,才能成为圣人。精气运行不息,充盈于天地山川之间。对于每个人来说,这种气,不能以强力阻止它,倒是可以用德来安定它;不能以声音召唤它,倒是可以用意念来迎接它。

“四篇”的作者认为,“气”与“道”都是“至大”与“至小”的统一。《心术上》篇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内业》篇也说,“灵气”是“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的。这即是说,精气是万物的最细微的单位,又充塞于天地之间,形成宇宙、万物。“道满天下,普在民所”(《内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虚而无形”,“遍流万物而不变”,“万物皆得以然,莫知其极”。(《心术上》)这是作者对世界之统一性的体认。作者还进一步以气来解释生命、意识的起源与人们的精神活动,指出:“气,道(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内业》)人们的思想、智慧也是精气运动的产物。

“四篇”作者从“天地之大观”中体认“道”(这是先秦时代诸子思想的普遍出发点),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心术上》),主张人应当法天地之道而虚静其心,以求得对万物的正确认识,提出“静因之道”的心性修养论。

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心术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上》)(www.daowen.com)

“舍己”而“无为”,尽量排除主观设想与盲动,才能“以物为法”,真正实践“感而后应”的“静因之道”。“四篇”的作者认为,面对万物的纷扰,人应加强修养,使内心虚静、专一:

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心术上》)

《心术上》中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居君位。人们修养好心灵,去掉杂念,保证心总是处于君位,才能制耳目之官以接万物,使认识的门户不会被阻塞,即所谓“洁其宫,开其门”。(14) “道”是虚的,“心”也应该是虚的。“虚者,无藏也。”(《心术上》)这是说,认识主体对于所知没有主观成见与情感好恶。虚而后能静。所谓“静”,就是“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心术上》);“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内业》)。有了冷静的态度,才能获得有关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急躁妄动则不能达到目的。作者指出:“血气既静,一意专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内业》)“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若近。”(《心术下》)虚静使得内心平静、专一,集中注意力,聚精会神。《管子》四篇关于“心”之虚静、专一的思想,也容易让我们想起《庄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荀子》等书中的相关论述。此点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可脱离开为诸子百家所共享的、中国先秦“天道文化”这个更为浑厚的大渊源,而割裂地去考量各家各派的学说,这样的后果是亡失古书精义,甚至无法进入先秦诸子的思想脉络。(15)

《管子》一书貌似庞杂,但其对“心”的见解却十分细致而深刻,这不仅仅集中见于“四篇”之中,而且散见于《管子》全书。例如,《枢言》中强调,道之在人者乃“心”,“圣人用其心”,混混沌沌的,“纷纷乎若乱丝”,但又似乎总能理出个头绪;而“众人之用其心”,则逃不出“爱憎德怨”的藩篱。在《侈靡》篇中,“阳者进谋,几者应感”的说法更是表明,在《管子》那里积极主动的谋略和通过洁净身心而实现的随感而应(直觉)都得到了重视,从而可以丰富我们对“静因之道”理解。这也反过来启示我们,《管子》“四篇”固然称奇,但也不应把它们从《管子》书中割裂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宏观上把握《管子》乃彼时中国学术的一部“百科全书”,虽然搜罗不全,结构也比较混乱(毕竟乃后人所汇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系统化专著),但至少提醒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先秦学术史。

“《管子》四篇”与其他篇章的内在关联,促使我们去面对《管子》一书内容上的“整体性”,这一点突出的体现于它以“黄老道家”的风格表达了对“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解。“内圣外王”一语初见于《庄子·天下》,后世往往用来说明儒家学术之宗旨。“内圣外王”之学的实质,在于凸显内心修养的学问与政治活动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黄老道家”也是“内圣外王”之学的代表(后文论及《黄帝四经》时会再次涉及)。《管子》一书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思想之所以不是空泛的“肤论”,而且它强调国君、人主要有德,公正无私,因民之心,因物之性,因天时地利等等,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的,就在于全书是以道家道论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心”的细致而深刻见解)为理论基础。白奚指出:“《管子》精气论将通过内心修养而‘得道’的学说运用于政治理论。”(16) 故而《管子》所谓“心道”可以自然地类比于“君道”。正如《七臣七主》篇中所说:“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再者,为君之道要崇尚“无为”,以静制动,这样才能最恰切的统领百官,使其各尽其职,也正如一人之心要静定,这样才能“无为而制窍”,使四肢百骸各得其所,顺遂安康。(17)

这些线索都提醒我们,“四篇”所代表的乃是《管子》的“心学”,但是作为“内圣”之基的“心学”却不局限于此“四篇”,而是通贯全书,并且与其它有关“外王”的论述相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