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曾经这样概括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生”的观念:“‘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著作中所谓‘生’,具有多层含义:有生成之生,亦即化生之生;有生命之生,亦称为生灵;有生存之生,亦即生养之生。”(37) 我们在上文论述了《易传》的宇宙论,其中有一个重点观念是“生成”或“化生”,即这个宇宙是自然生成的。《易传》也有“生养”之“生”的观念。《序卦传》说:“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其实,张岱年先生指出的这三层“生”的含义,并非平列,而是有主次的。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无论“生成”抑或“生养”,最内在、最核心处都要归结在“生命”这个观念上。这里存在中西哲学的一个重大差异。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38) 西方文化与哲学把自然看作外在对象,中国文化与哲学则把自然看作与人融通为一体的存在,表现在《易传》的宇宙论中,即天地人三才统一。统一的内在本质即“生命”。《易传》讲宇宙是活泼泼有生命的宇宙,讲生命是以宇宙为大背景、宇宙中的生命。因为在《易传》的观念中,宇宙的本质就是生命。梁漱溟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特点有精辟的概括,他说:“宇宙是一大生命,了解生命就了解宇宙。”(39) 所以,我们了解了《易传》的宇宙论,不能不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易传》的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正是《易传》为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易传》的生命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无论儒家、道家乃至佛家的生命哲学思想,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的生命哲学思想,都与《易传》的生命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现代新儒家开山宗师熊十力先生创立了新唯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思想最深刻的来源就是《易传》。熊先生对此有十分自觉的意识,他说:“《新论》透悟本原(谓本体),明夫空寂虚静而有生生化化不息不测之健,虽融三家(儒佛道)而冶于一炉,毕竟宗主在《大易》。”(40) 熊先生所宗主的《大易》精神是“生生化化不息不测之健”,也就是一种“生化不息”、“生命不止”的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欧洲盛行一股生命哲学思潮,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倭铿,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等人为代表。这一思潮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本土文化主义者、现代新儒学大师如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等都自觉地吸收其思想以激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命哲学。当然中西生命哲学的观念亦有很大差异。西方的生命哲学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通过研究生命现象背后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力,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情感方面的心理活动、精神生活,并进而推及人的生命存在的历史、文化、价值诸维度,来揭示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它凸显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内在冲动、活动及其过程的体悟和了解,以此来感受生命的存在。由《易传》奠定其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也凸显了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但它并不是通过强调生命个体的心理情感和精神活动方面的体验来凸显其主体性,而是通过把人这个有生命的物类投入到整个宇宙天地自然的生化活动中来凸显其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并非表现为人对宇宙天地自然的宰制,而是表现为人对宇宙生命法则的顺应,从而助成宇宙生命洪流的运行不息,在宇宙生生不息之中,达到人与宇宙天地自然的融通为一。(www.daowen.com)

下面我们具体从“生命的本原”、“生命的表现”和“生命的主体”三个方面来论述《易传》的生命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