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易传》是《周易》这部书的两个组成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解读和发挥。《周易》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五经之首”、“三玄之冠”和“大道之原”。“原”有二义,一是“源”,意味着与其他先秦文献相比,《周易》的产生在时间上是最早的;二是本原、根本,意味着《周易》不仅在时间上产生最早,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对后世社会和思想文化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传统易学属于经学的范畴,对《周易》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散见于对《周易》文本的诠释中,不曾单独构建出《周易》的哲学体系来。并且传统易学从总体上说是经传不分的,往往以传解经,以《易传》的思想为《易经》的思想。这不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周易》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进入现代,一批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如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等人,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将本来就相距五六百年之久的《易经》与《易传》分开来进行研究,把它们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现代《周易》的研究之旅,影响很大。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卦爻辞,而且主要是通过对卦爻辞进行归类和考释来研究其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形,讨论《周易》的性质、撰成年代等问题,并不关注其中的哲学思想,对于卦画以及《易传》的哲学也不加关注。尽管与之同时略早有朱谦之的专著《周易哲学》面世,但《周易》的哲学研究并不曾在这个时候形成学术主流。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后,60年代初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周易》的学术讨论,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易经》与《易传》的哲学思想。冯友兰、李景春、李镜池、任继愈、高亨等人是代表。这段时期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周易》哲学的讨论主要围绕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之分的问题进行。尽管这些研究从总体上有贴标签的简单化之嫌,但是对于《周易》哲学具体内容的掘发、分析与讨论,依然是严肃认真的,有开拓性的意义和价值。(www.daowen.com)

经过十年“文革”的沉寂,80年代易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周易》哲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注重实证与逻辑分析。贴标签式的研究有所淡化。朱伯崑、余敦康、萧汉明、郑万耕等人是代表。尤其是朱伯崑先生出版了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第一次对易学史上的哲学问题作了系统的整理。其他学者对于扬雄易学、船山易学、北宋易学等具体人物及其时代的易学哲学则有了更为深入的专门研究。

此一时期,刘大钧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一向不被学界重视的易学象数之学的价值,并且组织力量使易学象数学走上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道路,为易学哲学中相对薄弱的易学象数哲学、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此一时期,在易学上还有两个重大事件值得重视,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古界认定了商周文物上的“筮数”或“数字卦”,二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汉代帛书《周易》,有《经》有《传》,1984年公布释文。这两件事把考古发现与易学研究结合起来,对于我们更具体而深入地了解《周易》的起源与形成等早期易学问题、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卦爻辞以及《易传》文本的含义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

9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易学研究进一步百花齐放、全方位展开。参与的学者人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激增,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此一时期公布了多种出土易学文献,如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安徽阜阳汉简《周易》,尤其是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购藏、2003年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周易》,引起了出土简帛易学研究的热潮。连同更早时期发现的望山、包山、天星观等地的易筮资料、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以及历史上西晋时期出土的汲冢战国竹书和东汉熹平石经中的《周易》材料,重新获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不过从目前来看,出土简帛易学固然极大地繁荣了易学研究,为早期易学和卦爻辞解读问题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它要影响到学界重新理解和构建《周易》经传的哲学体系,还有待时日。此一时期的易学哲学研究也更加深入,更加专门化,易学史上的重要易学家都得到了专门研究。关于《周易》经传的哲学研究,受到西方哲学思潮以及当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牟宗三、成中英等人的影响,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和特色。基本上形成了从宇宙论、人生论、生命哲学、道德论、知识论等方面来梳理《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此外,在易学思维方式问题的研究上,以唐明邦、周山、刘长林、王树人等为代表,也有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下面,我们就在学界前辈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作出简要的介绍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