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中绝之后,《墨经》首先在魏晋时期受到关注。魏晋玄学家们崇尚清谈,考究形名,论辩玄理,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与论辩术得到了重视。西晋学者鲁胜为已绝亡五百余载的墨经作注,并将其定名为《墨辩》,开了墨经专门整理研究的先河。虽然他所作的《墨辩注》后来佚亡,但《墨辩注叙》完整地保存在了《晋书·隐逸传》中。用现代学术话语说来,鲁胜是以逻辑学来范围后期墨家的。只是,《墨经》的内容虽以逻辑学思想为主,但自然科学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它对宇宙观、认识论、社会政治思想亦有涉及。由此可见,鲁胜仅以“墨辩”来概括其全部内容,并不完整,但他于墨学仍可谓功莫大焉,在中国哲学史上,鲁胜称得上是一位兴微继绝的人物。他强调逻辑学的重要性,并将墨经放在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名学“别同异,明是非”,因此是“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14) 在鲁胜看来,先秦诸子虽与墨家观点相异,但是他们的“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就墨经的研究而言,鲁胜是“引说就经”的第一人。所谓“引说就经”,就是将经与经说搭配起来,使经文与说文相对应,以说解经。墨经在流传过程中,因其经与说的分离而引起了众多纷乱,历来号称难治。鲁胜的方法可谓找到了研究墨经的方便之门,“引说就经”也因此成为后继者研究墨经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墨学的研究虽活跃于乾嘉之世,但是近世墨经研究再兴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氏著《墨子·大取篇释》是墨经研究史上的第一篇《大取》注释,是为清人注墨之始,为乾嘉诸子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有清一代,单就《墨经》而言,主要成就如下。毕沅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墨经》的编写体例和研读方法,即梁启超说到的,毕沅“据《经上》篇有‘读此书旁行’一语,于篇末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上下两行横列。最初发见此《经》旧本写法,不能不算毕氏功劳。”(15) 在《墨子》诸篇作者考辨方面,毕沅认为《墨子》书中“惟《亲士》、《修身》及《经上》、《经下》”等少数篇目为墨子自著,多数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16) ,持论较为平实公允。张惠言著有《墨子经说解》,从此《墨经》才有独立的注本。张氏沿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体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开,基本恢复了鲁胜《墨辩著》的面貌。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清代墨学研究中最为卓著的成果。孙诒让对西方逻辑和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对《墨经》有关逻辑理论的文字做出了较为准确的校注,认识到了《墨经》中也有类似西方逻辑与自然科学的思想。虽然,因时代条件的限制,他并未完成《墨经》研究从传统的“文本校注”范式,到现代的“逻辑研究”范式的彻底转换,他对《墨经》六篇的校释也不及《墨子》其它各篇精审,阙疑和错注之处仍有不少。但是,孙诒让鼓励梁启超去开创《墨经》逻辑、因明逻辑和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因此对《墨经》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方向。

现代意义上的墨经研究正是从20世纪初,由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开启的,他们藉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等工具,在现代学术范式下,揭示了《墨经》的思想内容和体系结构。这一时期,西方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被大量迻译至中土。《墨经》中科学和逻辑思想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可以与西学相参证,能够启发愚昧、解放思想,一时间治墨论墨成为学术界的潮流。特别是梁启超、胡适二人,受过比较全面的西方教育,掌握了近代科学和哲学中的相关知识,这使得他们的墨学著作能摆脱考据学家的烦琐和经学家的偏见,使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对《墨经》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思想成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不仅将《墨经》内容加以分类,列出社会政治思想、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若干方面,并突出了《墨经》的认识论和逻辑学,而且对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予以较高的评价。当然,他们的论述仍嫌粗略,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以西释中”,常将《墨经》与西方逻辑学、科学作机械的比附,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处,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有不少错误。章太炎的《墨经》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1910年章氏《国故论衡》在日本刊行,其中《原名》篇,首次将西方逻辑、印度因明与《墨经》逻辑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三者既有一致性,又各有其特殊性。逮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又有章士钊、谭戒甫、伍非百、栾调甫等人的进一步拓展,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谭戒甫的《墨经易解》(20世纪50年代易名为《墨辩发微》修订再版),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高亨的《墨经校诠》,栾调甫则以《墨经》逻辑文本考订著称(其《墨经》研究论文,在20世纪50年代以《墨子研究论文集》为名集结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墨经》研究,特别是《墨经》逻辑研究不断朝纵深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沈有鼎在《光明日报》连载的《墨经的逻辑学》(1980年出版)考证精审,辨名析理,是《墨经》逻辑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他如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任继愈的《墨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思想史料分析》(中华书局,1961年),罗根泽的《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逻辑史、哲学史和思想通史的相关章节,但研究论著的总体数量略显单薄。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80、90年代,《墨经》的逻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研究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问题意识亦更强,成果迭出。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墨子后学逻辑思想体系的认识逐渐成熟。建国前,伍非百的《墨辩解诂》(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根据《墨经》文本顺序列出一个“《辩经》目录”,分“释故、正名、明辩”三编梳理《墨经》的思想体系,但受到条目移易过多和粗略繁琐的质疑;随后杨宽的《墨经哲学》(有多个版本)又分十五类归类《墨经》的内容,配合少量移易条目,划定墨子后学的逻辑体系。20世纪50年代后,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与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分经为八章、二十章,也受到牵强附会的批评。(17) 相比伍非百“三编”的分类方法,詹剑峰、汪奠基等更像是对《墨经》知识论体系的划分。这种划分符合原文,与文本叙述、编制逻辑能大体一致,但也牵制了《墨经》逻辑思想前后的互相阐发和解释,相比之下属于初步的整理工作。詹剑锋的《墨经的形式逻辑》,虽在考证方面学者颇有微辞,但它基于《墨子》全书,已经初步总结出《墨经》的一套逻辑系统。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已明确以《墨经》中“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为纲领来统率《墨经》的逻辑思想,并逐渐得到学者的认可,温公颐《中国逻辑史教程》、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周云之《中国逻辑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庄春波《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等也采用了这一框架,它既区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概念,又具有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普遍性,比较符合《墨经》逻辑的实际。(www.daowen.com)

同时,也有学者借用“名辩之学”的划分,将墨学归为辩学。这一派的论者虽不否认《墨经》辩学与西方逻辑有相通之处,但主要着眼于二者的差异。如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中国逻辑史教程》(与崔清田共同主编),书中指出墨家辩学虽与逻辑有某种联系,但是二者就整体而言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其对象、目的、性质并不相同。同样按名、辩学划分的还有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其按照辩学的内涵、特征、原则和体系来建构《墨经》的逻辑体系,虽然其中着重强调了文献历史语境对加深逻辑思想的理解的意义,但具体分析中仍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的形式逻辑的义涵和语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书中虽就墨家用了“逻辑”之名,并承认中西方逻辑的共同性,但其主旨是基于二者特殊性的比较研究,论述的重点在于二者之异。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相同之处,比较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研究者在《墨经》逻辑与西方逻辑关系上的分歧和论争,源自他们《墨经》研究的立场与视角的差异,因此歧见的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预计,这种论争恰好有助于避免出现片面化的倾向,并最终促进《墨经》研究不断趋向全面和深化,而不是相反。

其次,《墨经》四篇具有大量古代自然科学的文字记录,具有“隐微难懂,言此意彼”的特点,且经、说错简讹误繁多,字义模糊,极其影响对其逻辑思想的研究。因而,随着《墨经》、《墨子》文字训诂和版本校订方面的著作不断问世,对《墨经》中逻辑概念的释析和讨论越来越多,对逻辑体系整体的理解也大为提高。沈有鼎的《论<墨经>四篇的编制》、《<墨子经上、下>旁行本始于何时?》两篇论文(现收于《沈有鼎文集》),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57年稿成,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其研究——墨经逻辑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姜宝昌的《墨经训释》(齐鲁书社,1993年)等对于《墨经》的训释都有重要创获。不少学者还就《墨经》中的类、故、理、止、辟、侔、援、推、名、实、意、端等概念及其逻辑范畴的演进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讨论其所在命题的义涵和对于《墨经》体系的意义。

再次,《墨经》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多样,产生了不少的成果:朱志凯的《墨经中的逻辑学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杨向奎的《墨经数理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孙中原的《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邢兆良的《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谭家健的《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杨俊光的《墨子新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任继愈的《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徐希燕的《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杨武金的《墨经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周昌忠的《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单篇论文中讨论《墨经》的类比,《墨经》对周延的认识问题,对形式逻辑定律思想的表述,其“三物”的基础,“同异交得”的逻辑规律,以及“杀盗非杀人”的命题都激起学者们很大的兴趣。比较分析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墨经》的研究,《墨经》中的逻辑概念不仅可以与名家学派的逻辑概念相比较,还可以与其他诸子的思想相对照,与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因明学、西方逻辑的同类概念相比较,所同所异凸显了墨学逻辑学说的普遍意义和独特性质。此外,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等方法的适当运用也对墨学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只是应当注意其适用的范围,避免削足适履,弄巧成拙。对墨子后学和当时名家辩论,以及他们对谬论和诡辩的批判的研究,也促进了我们对《墨经》产生背景的进一步认识。

最后,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墨经》逻辑的基础、研究方法、发展进程、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即是一例。另外,一些墨学家或墨学史家,如汪中、孙诒让、郭沫若、梁启超、胡适、章太炎、沈有鼎、栾调甫等人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到逻辑史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