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篇中论述庄子学术:“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生死问题是庄周面临的首要问题,这自然与战国之世国家对民众的迫害有关。在《庄子》书中即不断流露出“避害”的意识,比如“避矰弋之害”(《应帝王》),“夫失性有五……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秋水》),“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外人卒不得害”(《山木》),“不仁则害人”(《庚桑楚》),“害民之始”(《徐无鬼》),“跈则众害生”(《外物》),“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让王》),“无有相害之心”,“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盗跖》)。实际上,这种避难与惧死的心态恰恰是理解庄子逍遥之境的核心,正如徐克谦先生所言:“凡一切不怕死的旷达思想,其实都是以死亡恐惧的先在为前提的。庄子的思想也不例外。不仅不例外,恐怕还是特别怕死的一个。”(62) 因此,我们讨论庄子的生死观,也是试图理解庄子在写作时所面临的生命危机,更是理解庄子异于孔子的关键所在。

在《山木》篇“孔子围于陈蔡”一段中最能体现庄子内心的惶恐与孔子的气象。时孔子南下陈蔡,蔡遗民被楚叶公屯于负函,充当楚国北扩的边防卫戍,而孔子南下游说,实际上欲劝楚王息兵。然而南下之后碰见的遗民却大都颓丧不振、沦为隐者,无论是长沮桀溺,还是荷蓧丈人,意志不可不谓为消沉,多欲保全其生,楚狂接舆即为庄子哲学之先驱。所以在《庄子·人间世》里,狂接舆吟诵的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而再看《论语·微子》,则说的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不可”,一个“犹可”,孔子仅易一字以抒己志,气象大变。倘若窥诸《儒行》,儒者气象更俨然喷涌而出,所谓“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坚毅果决,判然两种精神面貌。同样的案例又见于《庄子·山木》篇,同样是叙孔子困于陈蔡,《论语·卫灵公》记载的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司马迁记载的是“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而再看《山木》篇所载,庄子托名任道,劝勉孔子随顺自然保和性命,所谓“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又说老子曾言“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孔子应回返至跟众人相同的境地,不追求功名,不显露自己。并且杜撰了孔子离开学生,逃进野泽,吃野果,跟鸟兽居的故事。(“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俨然是假孔子之形诉说自己的理想。殊不知,孔子游行天下,全然无一己之功名,纯然践行大道,所谓“天生德于予”,慨然以一己之身肩负道义传承的使命,生死了然物外,这是何等境界。对于庄子相比孔子呈现出的这种畏难保生的倾向,我们认为应置于其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

庄子所追求的是在乱世之中保全其德,正如王先谦所言:“人间世,谓当世也,事暴君,处污世,出与人接,无争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63) 所谓的养全,也就是回归事物本然的状态,正凭借此恰能各安其份,保全其身。于个体而言则在于内保性、德,于诸侯而言则在于各守疆土,那么纵横家则无法假仁义之名争民拓土。正如叶海烟所阐释的:“在物物自立自治,自主自理的自然状态中,权力已无处可肆虐,如此,那在彼此或主客的架构中所经营出来的是非便不至于成为权力作恶的帮凶,因为吾人在物物齐一和同的无穷的脉络中已经获致了真实而足够的存在意义。”(64) 换言之,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庄子则是知其不可为即退而保全其身,是从“摆脱人际关系中来寻求个体的价值”(65) 。正如在《山木》篇中庄子见魏王所言:“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在他眼中,如今就如同猿猴在柘、棘、枳、枸之间,谨言慎行保全其身,绝非是因为“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而是因为“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当庄子目睹了更多的仁人志士如比干一般,遂只能选择退保其生的手段。

因此,我们说庄子的初衷正是因其目睹世衰道微,无力回天,因此以保全黎民与自己的德、性为鹄的。故而当庄子之妻过世,庄子却在惠子的面前踞坐且敲盆而歌。在庄子眼中,人是合于天道的,因此无论生命、形体还是气质,原本并不存在。他自己推衍了一套生死观念,所谓:“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如此,既然人的形体同四季的运行一样,不过是顺着自然变化,那么如今安详地复归天地之间的“巨室”,又何须悲伤?但我们又不能说庄子无视死生,相反,庄子是重生的,然而他的“生”绝非是肉体的保养,他追求的是“性”之整全。如他说:“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达生》)因此在《至乐》篇中,他便说道:“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在他看来,最真的快乐和保全性命的方法只有清静无为。庄子爱取鸟为比喻,譬如他讲道鲁侯以“养人之道”养鸟,将海鸟“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最终海鸟却死掉。可见,他的生死观在意的是各随其性。所谓“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换言之,正因为现实中太多的生死,庄子最终得以超越生死。其所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大化同存并生的境界,由此个体生命得以超越形骸的拘束。正如《列御寇》所记载:(www.daowen.com)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

事实上,庄子之所以能超越生死的核心,正在于其内德充盈而如如不动的境界。一旦处于道的境域中,则外物的迁灭流转与本真的心灵无关,其关键就在于能守其宗。所谓“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由此观之,庄子所重视的在于通过守住元气而不被外物扰乱心智,他所追求的是藏息,既藏神于无首无尾的大道之中,又游息于万物并生的大道之境。心性纯一而不杂,德性与宇宙的法则相通。所谓“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唯有处于这种境界之中,方能“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遻物而不慴”(《达生》),最终能够全生、保身、养亲和尽年。所以在庄子看来,“那种对生的执着就成了结,横亘在胸中。这就需要解。而解的办法仍然是经由对物理的透彻了解,达到安而处之的态度。”(66) 故庄子又借孔子之口道出死生的观念,在他看来,死生实际同寒暑、贫富、饥渴一样,不过是天命流行循环而已,正因于此,人无需揣度其由来,也就“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德充符》)。这里庄子追求的是泯灭物我,处于纯粹的静观状态,如此方可称为“才全”。这种境界实已契合佛教四法印之“诸漏皆苦”,并入于“究竟涅槃”的境界。由此,世间的那些纷争已不足动心,个体的性命最终得以安立。正如叶海烟所言,“是将死生之连续状态放在平等地位,并超乎心理好恶及人间各种价值判断,对死生一体无殊的真实意涵作最直接的含摄与体认,而成就其极其高明亦极真实的人格。”(67) 这实际上就是《齐物论》所言“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的意涵。正因为勘破世间一切,庄子不因外物而患得患失,更不会汲汲于重建社群的秩序。在《达生》篇中,他以赌注为譬,讲“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换言之,一旦有了惜物之心,则不免“有所矜”。其实,庄子借此要讲的便是“外重者内拙”的含义。惟有舍弃外物,方能内心无扰,由此才能无往而不适。因此,也可说庄子的生死是“通过吾人对根源性伦理的解悟与体证,人与天地同在(或并生),并不是纯然的幻想,而是可以不断向‘非我’或‘超我’开放的真实的思考与笃实的履践”(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