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献考据相比,对庄子哲学思想本身的研究就显示出更鲜明的时代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统一指导下,对庄子哲学性质的具体评判却相互歧异,争议一直不断。

任继愈对庄子哲学的认识与其前期关于老子哲学的观点基本一致,将庄子哲学视为对老子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根据他的研究,与老子一样,庄子也认为宇宙万物有其固有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秩序和规律,这种规律即是“道”。作为物质实体,“道”是万物形成、变化的最终根源,是人与万物的物质基础;在认识论上,庄子也吸收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将人的认识喻为照镜子,主张在认识过程中务必使心保持“静”、“虚”,不杂有主观的成见或偏见,而且将认识过程理解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

冯友兰对庄子哲学性质的认识前后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上世纪50年代初,他先是认为庄子在宇宙论方面是唯物主义,人生观方面具有唯心主义倾向。随着他对庄子“道”的研究的深入,转而将庄子哲学归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根据他的分析,庄子的“道”的概念既是对老子的“道”的思想的继承,更有变化和发展,它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无有”,而不止是老子的“无名”;其二是“非物”;其三是不可知;其四是“抽象的全”。老子的“道”也有“全”的含义,但是一种具体的“全”,其中既包括“无”,也包括“有”,即精、气和天地万物,而庄子的“道”不包括“有”,因而是一种抽象的“全”,一种逻辑的概念。它作为一种绝对,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冯友兰据此将庄子的“道”定性为一种主观意境和逻辑的虚构。而庄子将这样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即“物物者”,而“物物者非物”,这意味着庄子哲学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因而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样,其“道”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庄子在认识论上必然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与冯友兰的论断不同,严北溟提出,庄子的真正失足之处,在于由唯物主义陷入客观唯心主义,而不是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论据是,庄子始终崇尚无为之道,贬低人的主体能动性;其对生死的超脱态度,以及“无己”和“忘我”的思想同“唯我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恰恰是直接对立的;且从哲学史和内在逻辑上说,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并不与主观唯心主义具有内在联系。(49) 虽然严北溟后来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但这一论证本身的确有令人深思之处,因而为一些学者所响应。(www.daowen.com)

这种由于基点与视角的差异所造成的观点分歧或争议,正如庄子早就警示过的那样,就它们本身而言,不可能自觉地相互融合、统一起来,而是各自坚持自己的合理性,又不能令对方信服。这一进程及其所造成的僵持局面在促进关于庄子的认识深化的同时,更启示后来的研究者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认识的局限,用更全面的眼光来审视评判庄子哲学及其意义。

新一代研究者们认真总结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在对庄子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开始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进行具体分析。刘笑敢认为,正确理解庄子之“道”的关键在于辨明其“道”的两种不同意义,即自然观意义上的“道”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道”。二者之间当然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如抽象性、绝对性、神秘性、无差别性等等,这一切使人常常忽视“道”的两种意义之别,将二者等同起来,以为生天生地的“道”就是主观的认识状态或精神境界,因而导致很多混乱和自相矛盾。同样,庄子的“天”也有两层含义,一指自然界,另一指天然。《庄子》中之所以既有天人相对,又有天人一致,乃是就不同意义上的“天”而言的。这种差异决定了庄子哲学乃是一个融汇了安命与逍遥、“无己”与重生、自由与必然等对立面的矛盾综合体,既有至高无上的道,又有通于万物的气,其中充满着内在矛盾。就其整体性质而言,由于庄子以观念性的道作为世界的本原,所以可以说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庄子哲学虽有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的一面,但他并没有否认客观世界的独立性和实在性,所以我们不能说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对庄子哲学的意义也应该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任何片面的简单化的做法都不可能令人信服。这种分清问题层次进行探索评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有助于澄清一些认识的含混错误,促进了庄子研究的深化,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50) 熊铁基等的《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此前庄学研究的情况,有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