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关于庄子的考据工作都主要是针对《庄子》一书进行文献考辨,而其中心又集中于关于《庄子》中内外篇与杂篇的甄别、对各篇形成时间的考证及归属判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也同样是建国后庄子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从新的思路发掘新的论据,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

在这一问题上,大多数学者致力于为传统的论断寻求新的论据,证明内篇最能代表庄子自身的思想、外(杂)篇为后人所附的后期庄学思想。高亨从历史事件时序、思想深度和题旨等角度列举出六条不同的论据,以证明庄子的主要思想都体现于内七篇中,而外杂篇皆内篇之余论。(45) 张恒寿则从思想内容、名物制度、文体风格三个层面结合起来对《庄子》内、外、杂各篇加以分析考察,在判别其相互差异、思想归属和形成时间的同时,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庄子思想的发展线索。(46) 沿着这一思路,刘笑敢进一步从语言的演变、思想的继承、文章的体例、词汇的使用等方面展开新的考辨,其中以先秦时期语词形成演变线索为据所进行的考证尤有新意。该著认为,在《庄子》书中,内篇虽有道、德、命、精、神这样的概念,却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这样的复合词,而在外篇和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出现了,而古代汉语的词汇发展规律是单音词在前复音词在后,这说明《庄子》书中只有内篇才可能总体上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即早于外、杂篇,因而研究庄子思想应以内篇为主要依据。而外、杂篇中虽可能含有可供研究庄子思想的资料,但从总体上看则不可能是庄子本人的作品。(47)

而与此截然相反,任继愈在题为《庄子探源》的系列论文中,以司马迁的记载、荀子的评价、篇名的特征,特别是立场原则的差异等为论据,提出外篇才代表着庄子自身的思想,体现出庄子以及道家所特有的思想原则和主张,而内篇恰恰是庄周后学的思想之汇集,具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48) 对于任继愈的这一特异之见,从提出之日起,就少有赞同,更多的则是持质疑态度。(www.daowen.com)

以冯友兰与严北溟等为代表的一派则提出应突破这种传统的界限,撇开这种形式之争,着重就思想义理本身进行探究。冯友兰认为,《庄子》内篇未必全为庄子所著,外杂篇亦未必全无庄子之作;庄子之所以为庄子者,突出地体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之中,因此,研究庄子哲学应以这两篇为标准,鉴别他篇,打破郭象本所谓内外篇的界限,以思想本身为中心。严北溟的判断是,《庄子》本质上就非一人所著,是以庄子思想为主的、包括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是先秦道家各派的集大成者。因此研究分析庄子思想应从整部《庄子》出发,反对片面割裂开来,只根据内篇或外杂篇,甚或限定某一思想原则、某一种文章风格作为评判庄学的标准。偏离这一原则,而执著于考证各篇先后、轻重之别,反而有误入歧途之虞。

尽管分歧并未完全消失,但这一研究终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基本上形成了一系列共识:《庄子》是庄子本人及其后学思想的汇集,内篇成书时间应早于外、杂篇,最能代表庄子的思想;外、杂篇中除极少数篇章外,亦应为庄子及庄子后学中的嫡派所撰写,基本上属于庄子思想的范畴。其中有一些在继承庄子思想的同时又有了发展和改造,其中融合了老子、儒家、法家的一些思想成分,研究时宜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