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孔子后儒家学派中又一位集大成者。其初有周孔并称,其后有孔孟并称,孟子并被后世尊为“亚圣”,其影响可见一斑。冯友兰先生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47) 《史记·儒林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48)

孔子没后,能以学显于当世者唯孟子、荀卿。《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49) 孟氏之儒即孟子一派,孙氏之儒即荀卿一派。孟子于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第133页),其声势也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50)

太史公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又说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51) ,可见孟子实承子思之学以续孔门学脉,思孟学派其来有自。

韩愈在《原道》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2) 韩愈以孟子为孔子正传,此道统之说所由起。他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53) 可见,孔子后能传圣人之道者非孟子莫属。孟子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第320页)

“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即显示孟子隐然以继孔子之业为己任。(54) 孟子尝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第58页)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第100页)孟子真当世之豪杰,自觉担当以承周公、孔子之志。然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责任,所谓“易地则皆然”,孟子自有其新命。他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第142页)辟杨、墨、许行是不得已而为,乃时势使然,亦孟子知命、立命之所在也。

与荀子侧重礼论等政治建构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修养,开出了后世心学一脉。宋明陆王心学实直承孟子而来。心学一脉打开了儒学极尽精微的一面,使其足可以融摄佛老。孟子道性善,性善说是心学的核心。在《孟子》七篇中有对性善说的详细说明与论证。孟子以四端之心论性,使人之善性有其着落,落于身之主宰——人心处。孟子的性善说奠定了中国古典人性论的基调,且早已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影响着一代代国人。孟子主张大丈夫气节,提倡养浩然之气,强调培养德性至上的人格境界,这些思想都鼓舞着后世一代代学人。孟子不但重视内圣之学,且同样重视在内圣之学基础上开出的外王思想。孟子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学说,指出为政者要善扩充此“不忍人之心”,如此方能保四海、王天下。他指出为政者要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此皆是为民计。他提出“民贵君轻”一说,肯定汤武革命,其诛独夫的革命论对后世的政治变革影响深远。他提出的尚贤思想、选才于民的主张,进一步优化了后世的政治结构。他指出为政者要听取民意,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以德位对抗爵位,凡此皆影响着后世的政治格局。此外,孟子的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对宋明儒学有很大影响,这些争辩一度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话题。

总而言之,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起初,其地位或高或低,其影响或明或暗,直至宋代《孟子》位列四书之一,孟子地位一跃而升,与孔子并列,其思想始大兴。其后孟子之影响从未中绝。与宋代新儒家相区别,近世有所谓现当代新儒家一派,熊十力、牟宗三等是其代表人物。此派新儒家更是深受孟子心学之影响而兴起,旨在发掘孟子思想的现代意蕴,以此挺立当下人之生命,并努力开出新的外王思想,以与当下西方进步思潮相激荡、相发明。于此可见,孟子思想于当下或可又有一兴。

(1) 参见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2) 以上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3—344页。

(3) 相关研究参见郭齐勇:《孟子与儒家的正义论》,载《儒林》第三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郭齐勇:《原始儒家的正义论——以<孟子>为中心》,载氏著《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 《孟子·滕文公上》,引自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2页。下引《孟子》皆为此本,只注篇名及页码。

(5) 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正宗儒家对于“性”的规定大致可分两路:一是《中庸》、《易传》所代表的一路,中心在“天命之谓性”;二是孟子所代表的一路,中心思想为“仁义内在”,即心说性。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6) 参见丁四新:《“生”、“眚”、“性”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以阮元、傅斯年、徐复观相关论述及郭店竹简为中心》(下),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明清儒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注135。

(7) 牟宗三:《圆善论》(全集本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8)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9) 参见唐文明:《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0—51页。

(10)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51页。

(11)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

(12) (明)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13) (明)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77页。

(14) 牟宗三:《圆善论·序》(全集本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5)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44页。

(1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全集本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页。

(17)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四册,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5页。

(18) (清)焦循:《孟子正义》(下),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34页。

(19)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20)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21)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0页。

(22) 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载《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299页。

(23)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254页。(www.daowen.com)

(24) 郭齐勇:《原始儒家的正义论——以<孟子>为中心》,载《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

(25)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3页。

(26)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27) 郭齐勇:《原始儒家的正义论——以<孟子>为中心》,载《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3页。

(28)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29) 徐复观:《孟子知言养气章试释》,载《中国思想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47页。

(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四册,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56页。

(31) (明)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32) 马一浮:《尔雅台答问》,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33) 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

(34) 梁启超:《梁启超论孟子遗稿》,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第88页。

(3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4页。

(36) 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37) 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7页。

(38) 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156页。

(3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页。

(40)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39—940页。

(41)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0页。

(42)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43页。

(4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2页。

(44) (明)王阳明:《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26页。

(45)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46)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4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0页。

(48)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6页。

(49)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

(50) (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3页。

(51) (清)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页。

(52) (唐)韩愈:《韩昌黎集》(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3页。

(53) 转引自(宋)朱熹《孟子序说》。参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页。

(5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