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的基础是德治,而其归宿则是为民,这就发展出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大致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民生方面;二是尊贤使能、尊重民意方面;三是政权基础及其转移方面。下面我们一一论述。

首先,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上文提到,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在孟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百姓能保命并维持基本的生活已是非常难得了。面对梁惠王,孟子严厉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第8页)并批评秦、楚等国“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第10页)。在战乱频仍之际,孟子反对不顾人民的死活,通过驱民耕战来满足人君的私欲。为了能让百姓保命,解决其生活问题,孟子以为执政者应施行仁政,而仁政应从划分经界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第108页)百姓依赖土地生活,正经界乃尊重百姓私有财产的必要措施,经界既正,百姓可以无后顾之忧了。除了正经界,孟子还提出了一些非常科学地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以为这才是百姓合理的生活: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第5页)

保存百姓的生命、解决他们的温饱只是民生的第一步,为了彻底贯彻民本思想,孟子主张执政者在治其田畴的同时,还要省刑罚、薄税敛,如此百姓才能渐次致富: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第70页)

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如父母,皆往归焉。

总之,民生关乎百姓的生命、生活,是仁政的第一步。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仁政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这还是生存权问题、民生问题。小民的基本口粮,核心家庭的基本温饱,老人的赡养均是仁政的主要内容。这里多次提到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粮食如水火那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等。(24) 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民生为起点,切实而具体,皆是为民之生存与发展而设也。

其次,孟子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尊贤使能、尊重民意方面。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第108页)“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第10页)“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第5页)百姓皆能亲其亲、长其长,则国益安矣。对百姓施以教化或教育不单单在于使其“明人伦”,更在于能在民众中选贤与能,使其参与到国家政权的管理中去。孟子曰:“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第68页)“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第70页)荀子亦主“尚贤使能”,他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25) 尊贤使能凸显了平民参政的特色,是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体现。(www.daowen.com)

此外,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尊重民意上。孟子论民意与察举: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第38页)

由此可知,对于上述各种政治权力,孟子主张参考民意,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进行裁决。知民之好恶,充分尊重民意,“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离娄上》,第156页),正是以民为本的鲜明体现。

最后,孟子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政权基础及其转移方面。孟子很看重民心向背,认为民心乃政权之基础,民心向背是政治上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第156页)行仁则得民心、得天下,不行仁则失民心、失天下,故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第152页)孔子以前之古代思想,虽有民本观念之萌芽,但此种思想之大成则待孟子之说始见。旧说本以“天命”解释政权之转移。孟子则直以“民心”释“天命”。(26)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第201—202页)

孟子提出“天与”的观念乃在否定执政者以政权为私产,而以民心向背为政权转移之根据。“以行与事示之”即以民心所向示之,因此孟子尝引《泰誓》之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明其义。“天命”中虽有人力所不能及者,但仍主要表现于民心。总之,民心乃政权转移之关键。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肯定汤武之革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第39页)

此即表明执政者倘失仁义之道即是独夫民贼,民可以推翻其政权而诛杀之,这就是传统政治上的革命论。这就明确表示政权可以转移,而转移之依据即在民心向背。民心之重要有如斯,故孟子更有“民贵君轻”的著名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第304页)在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问题上,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是次要的,国君是更次要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历代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影响很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重要的政治资源。(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