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坚持性善说。他对性善论的辩护既体现在与告子的论辩中,也体现在他通过四端之心对性善的直接论证上。孟子论性善,直接从本心上说,从四端之心上来论证: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第72—73页)

“乍见孺子入井”乃孟子指点人本心之呈现处,亦是说明人之道德实践不夹杂任何功利因素,以此明性善之旨。“内交于孺子之父母”、“要誉于乡党朋友”、“恶其声”皆是有所为而为,或者是说皆是有利而为。而由怵惕恻隐之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则是无所为而为,此即是孟子所说的“行其所无事”。这是一种当身的自我立法、自我实践。它建立在“应然”的基础上,而排除了任何利害的考虑。

这是孟子从四端之心上来直接论证仁义礼智之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人之有四端之心,四端之心即为仁义礼智之性的端绪。陈澧说:“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11) 人之性善即在人之四端之心上见。人皆有此善端,要在人能扩充之,能扩充之即能成圣成贤,以至于“人伦之至”,故人人皆可成圣成贤。而人不知扩充之,自以为“吾身不能居仁由义”,即“谓之自弃也”,即无异于禽兽也。唯圣人能践形,扩充此本心。而凡人则不知扩充耳。此即人人虽性善、皆有善端,但仍有凡圣之别: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第249—250页)

大体为人之本心,小体为人之耳目之官。耳目之官乃人之自然生命一面,此不足以别人禽之异,不足以表现人之为人一面。唯人之本心能思,能思即能知人性之本善。唯能尽心之思,方能尽仁义礼智之性。思者,主宰之谓也。阳明先生尝论及之:(www.daowen.com)

惟乾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先生曰:“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12)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即其良知良能之表现,良知良能即人之本心的发用,由此本心之发用可知人之性善。良知良能自然知孝知悌,此在圣人与凡人皆同,是故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第255页)凡人只须尽此孝弟之义使充其极即为圣人、大人。否则,弊于耳目之欲而不能从其本心则趋于小人之流也。

孟子以四端之心论性,那么,在孟子那里心、性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是一还是二,是同还是异呢?其实,在孟子,心、性实则为一。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第278页)善性为人禀赋于天,然须由本心方能觉知此善性。此即孟子所谓尽心知性。尽一份人心方能知一分人性,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方知仁义礼智为人之性。阳明先生曰:“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13) 理者,仁义之理也。仁义之理内在于人即为人之性。以其主宰此仁义之理,自我立法、自我实践而言则谓之心,由此本心践行此仁义之理,即所谓“尽心知性”。本心之发用即显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此心之四端乃意之正者。“心之官则思”,思即本心之明觉,亦即知也。明觉之感应即物,此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物”,推扩其本心即能成己成物。

总之,孟子以四端之心论性,意在使性善之说有其着落,而不致落于空疏。本心乃一身之主宰,身有主宰始可言道德主体之建立。人即在本心上建立道德主体之地位,有本心之主宰才可以言道德自律与道德实践。人人皆有本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在此基础上始可言性善。由此可知,孟子性善之说绝非高远之理想,而实在是为人之根本。而从四端之心上言性善,更可使其说落实为一种可以当下把握的道德实践。人人只须扩充此四端之心,扩充此善端,便可印证孟子性善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