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认为,战争不是可以永远使用的手段,不能靠战争强国,胜方尚且未必能从中获益,败方就更不用说了。他指出:“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这里强调了用兵打仗的严肃性,不可轻易用兵。好战者,指望靠战争获得利益者,终究会自取灭亡。接着,他又阐述了战争的必要性,指出:“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同上)意即,五帝、三王、周公,并不是不想用仁义礼乐来制止战争,只是不能达到目的,所以不得不以战争来纠正暴虐、争夺、混乱。要治天下,不得不“举兵绳之”。他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之区分,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做充分的准备。“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同上)如果防守没有物质准备,进攻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天下找不出能守能攻、战无不胜的军队来。

与孙武一样,孙膑也很重视“道”这个范畴。孙膑指出,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是知“道”。知“道”胜,不知“道”则不胜。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孙膑兵法·篡卒》)也就是说,将帅得到君主信任,有指挥权,懂得战争规律,得到士卒拥戴,彼此团结一致,充分掌握敌情并善于分析者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他说:“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同上)篡卒即精选士卒。他强调,军队里制度、纪律要严明,作战时要掌握战争的主动地位并有很强的实力,治军必须赏罚有信,将帅都明了战争的道义和规律,速战速决,养精蓄锐,这些都是取胜的条件。孙膑指出,克敌制胜的条件还包括主观意志、技术准备、兵将气势、后方支援等等。

这里“其德在于道”,讲兵德、兵道。《孙膑兵法·八阵》曰:“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不懂战争规律,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带兵打仗,是凭侥幸取胜。要维护大国的安全,必须懂得战争之“道”。“道”包含了天道、地理、民心、敌情、阵法,即整个战争的全体要素、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用兵合于此道,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体知民情与民心向背,了解敌情,洞悉阵法的变换,不打无把握之仗,即是有兵德。“……所循以成道也。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孙膑兵法·兵情》)尊重、遵循战争的规律,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主上更有威名。孙膑还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即只有国家富强了,才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根本。

孙膑很重视“势”。《吕氏春秋·慎势》:“孙膑贵势。”前引《孙膑兵法·篡卒》有“其巧在于势”。《孙膑兵法》专有《势备》篇,强调“阵”、“势”、“变”、“权”四事准备之重要,指出:“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阵法是孙膑十分用心的,他深知八阵之法,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斗一守二,如此等等。权变之事更是孙膑所注重者。但本篇在这四者中,独取“势”字名篇,可见其更加重要。势是动势、力量。孙膑把兵势比喻为弓弩。箭突然发射出去,射杀敌兵于百步之外,敌人还不知箭从何处来的。箭是士卒,弩是将领,发射的人好比君主。孙膑主张造成有利的动势,形成高屋建瓴之势,造成险势,抓住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敌人。

孙膑具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善于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根据不同的敌情和地理条件,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他善于排兵布阵、分析敌情、畅己塞敌、五恭五暴、奇正互用。他指出,善用兵的人,面对敌兵实力的优势,却有能力调动他们,使之分散间隔而不能互相照应。敌兵深沟高垒,也不把它看成牢不可破的;敌人战车精良,也不被它所吓倒;敌军士卒勇猛,也使它无法逞强。因为善用兵的人,能利用地势的险易,作战时进退自如。“敌人众能使寡,积粮盈军能使饥,安处不动能使劳,得天下能使离,三军和能使柴(訾)。”(《孙膑兵法·善者》)在《五名五恭》这篇文章中,孙膑学派认为,要用五种方法对付五种不同的敌军。对耀武扬威者,则示弱;对高傲蛮横者,则谨慎而持久;对刚愎自用者,取诱敌深入之法;对贪婪狡猾者,就迫进其正面,袭扰其两翼,断其粮道;对于迟疑软弱者,就用恐吓威慑,它出来就打击,不出来就围困。至于我军进入敌境,则要交叉使用五次宽柔、五次强制,才能避免陷入困境并掌握主动权。孙膑学派也发挥了孙武“奇正相生”的思想。他们指出,世界有常有变,有正有奇。用兵也是这样,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长处、短处、有利、不利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以有利的形势去对付不利的形势,是正或常道;没有有利的形势而创造有利的形势,是奇或变通;常与变、正与奇相辅相成,没有穷尽之所。世间没有千篇一律的攻守模式。“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过胜者也。”(《孙膑兵法·奇正》)用同样的战法,不能取胜,采用不同的战法才能出奇制胜。动静、劳逸、饥饱、治乱、众寡等,互为常变,互为奇正。面对面的交锋,是正是常;背对背的交锋,是奇是变。表现出来了的、被敌方觉察的,是正是常;未表现出来的、未被敌方觉察的,是奇是变。出敌不意,方法多样,就能取胜。

《孙膑兵法》善于主动打破平衡,避免双方僵持,如说:“[积]胜疏,盈胜虚,径胜行,疾胜徐,众胜寡,佚胜劳。”(《孙膑兵法·积疏》)以集中胜分散、充实胜薄弱、捷径胜大道、迅速胜迟缓、兵多胜兵少、安逸胜疲劳,也可以相互为胜,相互为变。“毋以积当积,毋以疏当疏,毋以盈当盈,毋以虚当虚,毋以疾当疾,毋以徐当徐,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毋以佚当佚,毋以劳当劳。”(同上)必须从绝对中看到相对,从相对中看到绝对,必须看到敌我彼此间的相对性与相关性,以促成转化。因此,不能以集中对集中,以兵多对兵多,以快对快,以慢对慢。要学会避免“以盈当盈”,要善于在“以盈当虚”和“以虚当盈”中,以小局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孙膑及其学派不仅看到了这些转化的规律与特点,指出“至则反”、“盈则败”的道理,还主张因将、因兵、因人制宜,因敌、因地、因阵制宜,以灵巧的战术和主动的精神,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观。他们还提出了“必攻不守”的原则;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主动“让威”,即先后退一步,后发制人;在势均力敌时,则“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孙膑兵法·威王问》);对于固守险阻之敌,则“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孙膑兵法·十问》)。总之,《孙膑兵法》是我国军事科学和军事辩证法的极其宝贵的资源。

(1) 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记言》,因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疑孙武未必有其人,认为《孙子》之书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又,唐代杜牧《注孙子序》:“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784页。)以上诸说均不确。

(2) (汉)刘向:《新序》;又详见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3) 见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4) 张、章、顾语俱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5) 《史记》在记述桂陵之战时,没有提及庞涓,而在记述马陵之战时,称庞涓被杀或自杀,魏太子申被虏。但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载,庞涓在桂陵之战时被擒。

(6) 据《史记》,马陵之战的背景为魏、赵同攻韩国,但据郭化若从历史关系和战场方位上的研究,似应为魏、韩共同攻赵才对。郭氏怀疑《史记》此处有字误。详见郭著《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附图4“齐魏马陵之战示意图”。

(7) 本节参考了以上四种著作。

(8) 参考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载《古文字研究》(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1页。

(9) 如《左传·隐公八年》即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www.daowen.com)

(10)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3页。

(11) 李学勤:《释多君多子》,载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12) 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载《古文字研究》(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

(13) 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全集》(八),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15) 参考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6页。

(16) 参考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6页。

(17) 杨升男:《商代经济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

(18) 参考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9页。

(19)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289页。

(20) 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

(21) 王文清撰,黄守红校点:《考古略》,载《王文清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769页。

(22) 林沄:《商代兵制管窥》,载《古文字研究》(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6页。

(23) 本节多处参考了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