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是春秋、战国直至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那一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威武壮阔,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战例和兵书,而且兵器日益精良,兵制日臻完善,兵法日渐系统。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吴起、尉缭、庞涓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书,有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政府编定的《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等。此外,著名的还有唐李筌的《太白阴经》,宋仁宗时官方编修、曾公亮领衔、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南宋陈规、汤璹撰《守城录》,南宋陈傅良撰《历代兵制》等。兵家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的军事史、学术史、科技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兵家的思想、谋略早已超出了国界,超出了时代,也超出了军事本身。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并举,足见当时兵书之多和地位之高。该志记录的兵书共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这当然不包括两汉之际已佚失而又不知书名、篇名者。《汉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周礼》夏官司马,实掌军政。其后历代多以司马主兵,所以《汉志》说兵家出于古之司马。《汉志》又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汉初有张良、韩信清理、编次兵书,选定三十五家。武帝时杨仆纪奏兵录。成帝命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任氏和刘歆《七略》校定五十三家,大体上即《汉志》所录者。据《汉书·王莽传》,王莽也曾征天下兵法六十三家,惜不传。《汉志》沿袭任宏分兵书为四类: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兵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
兵家思想与诸子百家有密切联系。如前引《汉志》“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即《老子》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老子思想与孙子思想的辩证智慧可以相通。又,述及兵权谋家,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见道家;《孙卿子》、《陆贾》见儒家;《苏子》、《蒯通》见纵横家;《淮南王》则见杂家。足见以上各家著作中都有兵法之论,《汉志》为避免重复,特注明,便参见。《司马法》列入“六艺略”礼类,为《军礼司马法》。《汉志》兵家总论引《洪范》八政及孔子“足食足兵”等语,又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可见兵家与儒家的关联。更不用说儒家荀子有《议兵》专论了。又兵技巧类班固自注“省《墨子》”而编入他书,因《墨子》已录入墨家类,而《墨子》守城等兵技巧者十二篇,任宏曾抽出来编入兵家类。可见墨家亦与兵家有关。《汉志》兵权谋类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公孙鞅即商鞅,法家著名代表,亦善于用兵。今《商君书》中多篇论兵之语,甚为精要,可见奖励耕战之法家与兵家亦有不解之缘。杂家著作中亦多保留了兵家思想资料。(www.daowen.com)
春秋战国至汉初,兵书卷帙浩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吴起》(今《吴子》)四十八篇,《尉缭》三十一篇,《伍子胥》十篇,《楚兵法》七篇等等。而列入道家实含兵家之论的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列入“六艺略”礼类的《军礼司马法》也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兵书在后世佚亡甚多,加上唐宋以后,文人相率轻易怀疑古籍,斥为伪书,兵家人物和著作更是遭到厄运。《孙子兵法》(即《吴孙子》)十三篇传世本,屡遭怀疑,以为后人伪托,或指曹操重新删编,甚至怀疑历史上是不是有孙武其人。(1) 《孙膑兵法》(即《齐孙子》)佚亡,《隋志》亦不载,其人其书虽《史记》有明确记载,但后世怀疑者更多,或以为两孙子为一人,两书为一书,《吴孙子》为齐孙子所写,或以为根本就没有齐孙子其人其书。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墓葬年代在汉武帝初期,公元前140年至前118年间)出土两《孙子兵法》,诸种怀疑才涣然冰释。《孙子兵法》残简三百枚,整理近六千字,分为上下编,上编为《孙子》十三篇,篇名与十二篇的内容,与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基本相同,下篇为《孙子》佚文,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为传世本所无。特别令世人瞩目的是,《孙膑兵法》失传二千一百年后复现于世。有关竹简约四百四十余枚,字数达一万一千多字,整理为上下编,计三十篇,虽非全本,亦有规模。简文避汉高帝名讳而不避惠、文、景、武帝名讳,缮写当在高帝时。墓主可能是一位博学的兵家人物,姓司马,或许是司马穰苴的后代,又生活在具有兵家传统的齐地。与两《孙子》同时出土的,还有长期被目为伪书的《尉缭子》和《六韬》。《尉缭子》简文中有相当于今传本《兵谈》、《攻权》等多篇的篇章文字,证明今传本《尉缭子》是基本可信的先秦古籍。《六韬》竹简中有《文韬》、《武韬》、《龙韬》,与宋本内容相同。首章《文韬》宋本作“太公曰”,《六韬》则作“吕望曰”。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墓葬年代为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出土了《太公》竹简,在十三个篇题中,《治乱之要》等三篇,篇题与内容均同于传本,另有六篇内容与传本同,但未见篇题。宋本与《太公》竹简在许多地方是相同的。定县出土的《太公》竹简,有的标明出自《六韬》,有的标明出自《金匮》,有的标明出自《阴符》,有一部分竹简题冠以“方”字,可能指《太公术》。据推测,《太公兵法》(即《汉志》“《太公》兵八十五篇”)可能是包括《六韬》、《金匮》、《阴符》等之总集。总之,银雀山和定县出土的这些竹简,为兵家乃至诸子百家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使得诸兵家典籍的真伪疑案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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