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生当战国前期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贾谊《过秦论》),与春秋末期相比,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仍和残酷,民众的生活愈发困苦,“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治列国社会病态,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针对某国某地,视其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墨子曾教导弟子:“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不难看出,墨子的五项、十事并非平列的,亦非同时使用的,而是以兼爱为本。(26)

墨子针对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墨子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将“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在墨子看来,“仁者”就是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人。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人人都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导致了“交相恶”的不良局面。墨子提出的拯救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兼”字在金文中像手持二禾,《说文解字》释“兼”为“并”,即隐喻平等之意。“兼爱”不同于孔子的“仁爱”。儒家“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如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爱不同,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别人父母的爱不同。儒家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并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他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的爱、对自己亲人的爱,没有差别,一视同仁。“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27) 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上》)“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由是可见,“兼相爱”与“交相利”是一体两面的,此乃墨子主张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首要思想。(www.daowen.com)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墨子出生贫贱,他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将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道德原则推广为天下普遍的原则,提倡互利互惠的功利主义交换原则。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实际上他主张的是“己所欲,施于人”。显然墨子的主张融合了义利,因此易被人接受。墨子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的公平合理社会。他不满于王公大人的骄奢淫逸,控诉了争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了劳动者要求自食其力、过安定生活的愿望。墨子“兼爱”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始平等思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