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及道教的勃兴,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西晋时期的鲁胜首为《墨经》作注,创其滥觞。唐人乐台曾为《墨子》作注,据郑樵载:“《墨子》十五卷,又三卷,乐台注。”但此注今日只字无存。赵蕤作《长短经》,其中论墨或引他人论墨12则,虽较为重视墨学,但所论仅寥寥数语。韩愈多次论及墨学,并作专文《读墨子》一篇,他同情墨家,但对墨家思想并不真正了解,对墨家的认识亦多有矛盾之处。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墨学几乎无人问津,长期湮没无闻。直到清朝中叶,至乾嘉之世,墨学研究才开始活跃起来,踏上复兴之途。这一时期墨学研究的兴盛,主要在于《墨子》文本的整理,它与整个乾嘉时期以校注、考据为代表的学术繁荣是一致的。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剧烈冲击下,儒学独尊的局面日渐松弛,长期遭受压制的子学悄然兴起。墨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以其特有的思想魅力而广受关注,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考据学兴起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傅山撰有《大取篇释义》,他是近代以来注释《墨经》的第一人,为乾嘉时期《墨经》乃至《墨子》全书的校注开创了先河。汪中是乾嘉时期校注《墨子》全书的第一人,此书虽亡佚,但序文却在,从中我们不难勾勒出汪中墨学思想的大致情形。据汪中《述学·墨子序》所载,他对墨学推崇备至,认为“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22) ,在他看来,孟子诬墨过枉,墨子乃是真正积极救世的仁人才士。汪中的此番褒墨之论,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弹,如翁方刚指斥汪中是名教的罪人。这种或褒或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年间。与汪中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毕沅,在卢文弨、孙星衍二人所校《墨子》的基础上,“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23) ,为《墨子》全书作注,并指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轻忽,公开为墨子辩护。到了同治、光绪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因此对《墨子》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对其评价也大为改观。有清一代,《墨子》校注的集大成者是孙诒让。梁启超说,孙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特别是其《附录》和《后语》“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此书一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24) 当然,《墨子间诂》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孙氏对西学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在《墨经》的校释中,遗漏和错误之处颇多。墨学研究新范式的开创,只能由其后精通西学的梁启超、胡适等人来完成。

清末至民国,随着时代对科学、论理精神的日益推崇,墨家思想特别是其逻辑学思想备受关注。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者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梁任公与胡适之。梁氏是对墨家思想及其影响做出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于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两文,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把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将墨子学说分为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主义、政术、墨学之实行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墨学做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研究。虽然梁氏多将西方近代思想同墨学作机械的比附,但他毕竟开了风气之先,影响深远。《子墨子学说》后又扩展为《墨子学案》出版。

到了五四时期,科学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墨学中的科学与逻辑思想,因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契合颇多,因此成了这一时期墨学讨论的焦点与核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鼓动风潮的人物。氏著《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墨学研究均占很大的篇幅,前者原为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后者初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的1919年2月。胡适的墨学研究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系,不仅以历史的眼光将先秦墨家分为“宗教的墨学”和“科学的墨学”,而且还以逻辑的方法,剔除其中外在的成分,将墨家思想演化的脉络梳理出来。显然,正是胡适完成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转向。新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就是墨学研究方法由传统方法向近代方法转变的历程。如果说孙诒让的墨学研究代表传统墨学研究方法的终结,那么,梁启超则初步奠定了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而胡适最终完成了这种方法的转化。(25) 20世纪30、40年代的墨学研究,大体上是沿着梁启超、胡适所确立的方向和开启的研究路径而进行的,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对墨家逻辑思想的发掘和探究方面。这一时期墨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方授楚的《墨学源流》,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新中国成立后,墨学研究不仅在规模和数量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断有高质量的论著刊行。除了各种关于《墨经》逻辑思想的研究论著之外,众多系统研究墨家的论著也不断涌现。其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首先是以哲学为中心墨子思想的系统性研究。任继愈1956年出版的《墨子》一书,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墨子的专著,该书全面论述了墨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墨学的阶级性及墨子的历史地位,对其思想及其价值进行了具体的评析;詹剑峰的《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着重对墨家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进行了详尽的探究;孙中原先后出版了系统全面地研究墨家各个方面思想的《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墨者的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和从文化学的视野透视墨学及其现代意义的《墨学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等多部论著;张永义著有《墨:苦行与救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墨子到墨家再到墨学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有谭家健的《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邢兆良的《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徐希燕的《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杨俊光的《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

其次表现在墨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墨学学、墨学史得到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梳理。郑杰文的《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此书将“学案式”研究和“通论式”研究结合起来,在充分掌握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从墨子到墨家的形成发展过程,钩稽出墨学形成史,通过对汉代至清代墨学流传史的详尽考证,以及对近百年来《墨子》整理和墨学研究史的系统清理,勾画出了墨学流传和影响的历史轨迹,并深入探讨了墨学演变的规律,对今后墨学的研究走向也做出了预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墨学史的专著。薛柏成的《墨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探讨了墨家思想的渊源与历史影响。

第三是关于墨学现代化的探讨。如何在继承批判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实现墨学的现代化,这是当今墨学研究所关切的主题之一。孙中原在《墨学与现代文化》等一系列论著中指出,所谓墨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墨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墨学研究者的使命就在于,在认识把握墨学原典的基础上,将其原用的古代汉语创造性地转化为作为当今人类思维工具和知识载体的现代语言,继之以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为工具性元理论,对其展开现代诠释、引申和发挥,超越其局限性,发掘其所隐含的积极的启示意义,并最终使之融入现代文明体系之中,服务于当今社会。在以《近代<墨辩>复兴之路》为代表的墨学论著中,张斌峰认为现代新墨学,既要突破将墨学比附于西方逻辑的近代墨学研究模式,也要超越当代墨学研究中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文字校勘、校注、白话今译和分类辨析的“传统汉学”的老路,而转而以对墨家文献的文化上的整体把握和语义上的深层透视为基础,展开创造性解释,以阐发、引申、激发出其所蕴涵的现代意义,将墨学中潜存的抽象的和普遍的文化价值和具体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最终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更新、更高的层面上,达到古代墨学与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的“视域融合”。

最后是大型墨学研究文献集成出版。任继愈主编的《墨学大全》,收录了战国至2002年间有关墨学著作210种,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现代部分三编,共计100册。第一编古代部分(战国至清末)20册,第二编近代部分(1911—1949)30册,第三编现代部分(1949—2002)50册。《墨子大全》汇辑历代《墨子》版本及墨学研究学术成果之精华,是后继者研究墨学的文献基石。在台湾地区,严灵峰编有《无求备斋墨子集成》46册,古墨学论著17册35种,今墨学论著占29册56种。蔡尚思主编的《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将墨学大家们的论墨文章编集在一起,是研究墨学和墨学学的重要资料之一。